试读章节 中国新闻史史料学(节选) 史学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而新闻史同近现代史等略有区别的是,其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既受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又无法脱离新闻传播学的概念体系。因此新闻史学科的概念和观点更新比较快,提法比较多。但这些说法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具有学术生命力,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史料的进展上,包括对新史料的挖掘,以及对旧史料的新认识。举个不完全贴切的例子,新闻传播学近来兴起了“媒介考古学”的观念,其含义是指媒介史研究者“有意避开典范媒介的赫赫往事,致力于寻访那些湮没无闻的媒介物,拼接碎片,追溯前史,重估价值,试图梳理出那些被遗忘、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线索,借此拓展新兴媒介的研究空间”。此研究理路来自福柯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在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即认为在书写媒介史的过程中,必然有失败或淘汰的媒介方式落入到历史的缝隙中,研究者通过回归历史现场,能够打捞这些被正统叙事所遗漏和遮蔽的原历史,问题在于如何挖掘史料。 以传统新闻史书写为例,以往的研究**是邸报的发展史,因为邸报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前身,“尽管和现代的报纸相比,它们还比较原始,不够完善,但毕竟反映了中��报纸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报纸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后来学者总结的。一方面,传统邸报同近代报纸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另一方面,学者在研究邸报时,已经存了构建新闻史发展体系的设想,因而将后来人对新闻事业的理解带入到研究中,而这正好是“媒介考古学”方法论所质疑的“典范叙事”。回到历史的现场,明清之际的士大夫获得朝廷信息的渠道并非仅有邸报。例如地方督抚了解朝廷的动态,除邸报上的官样文章外,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坐京”,即督抚利用在京的亲信打探情报和处理相关机要。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即为张之洞在北京的“坐京”。梁启超在《杨锐传》中就写道:“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亲厚之弟子。”尽管在清末时近代媒介已经出现,但朝廷动向这类事涉机密的政坛内幕,传递的渠道还是以私人的书信和电报为主,看似落后的媒介却承担着更为核心的任务。 此外,在清朝还有类似邸报但不引人注目的“另类媒体”——缙绅录,它是对“清代载录全国范围在职官员名录类书籍的统称”,该书既有官方刻本,也有民间私下坊刻,主要记载“官员姓名、官衔、籍贯、科第等基本信息”,还有官员的俸禄、相见礼仪、官缺性质乃至风俗土产等信息。该刊按季节发行,实际上就成为每3个月更新一次的官场信息总汇,清朝人以此了解官场动态。如朱彭寿所言:“缙绅录一书在刊行时,第为审阅当代中外官员人名而设,一经更调,便如明日黄花矣。”在清朝,缙绅录的读者群非常广泛,士绅以此了解官场动态。龚自珍曾经讽刺其叔父龚守正只会读“五色书”,“红面”就是指缙绅录,“黄面”指京报,“白面”指知会,“蓝面”指账本,“黑面”指禀帖。而底层民众也要了解缙绅录的内容。叶楚伧所写关于民国初年北京市井风情的小说《如此京华》,里面就提到对于当时的车夫来说,缙绅录是一定要记熟在心中的。 从“坐京”和缙绅录的例子中,可以了解到在现有的新闻史主流叙事之外,确实存在着所谓的“另类的”、失败的媒介形态。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史料证据。因此,上述的研究理路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