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总是愁人的 ——访**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 到北京之前,就听说沈从文先生的家门上贴有字条:“沈老有病,敬谢来访。” 文友告诉我,沈老很怕记者,却爱朋友。每当朋友告别,他总像是还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病久了,生活范围变小,难免感到寂寞,寂寞中希望有人间的爱和温暖的交流。我不想当个循规蹈矩者,愿以一个忠实的读者出现在他的面前。经友人引见,1985年10月28日上午九时,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 开门的是一位身形细巧、语调温婉的古稀妇人,她就是沈师母。沈老刚刚休息起身,安详地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秋阳懒洋洋地射向他那饱满而又红润的天庭,要不是事先知道他近年因脑血栓致瘫痪,看他神志清楚,耳聪目明,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我握着他颤抖而僵硬的双手,片刻的沉默,包含了他的深沉和内涵。 沈从文是湘西苗族人。他的谈吐,带有浓重的乡音。这乡音如同他的作品,情关湘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虽然,他在湘西的日子,仅是他生命中的*初二十年,但他“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他迟缓而有条理地告诉我,他在湘西读完小学,怎样随家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又如何从湘西山村来到北京,住在一间潮湿、阴冷的公寓里。坎坷的道路,多舛的命运,使“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度过于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 这个命运的主动权就是生活经历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拿起笔杆写文章,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自己耳闻目睹的底层悲惨人物,横行残忍的绅士、土匪栩栩如生地写出来。 20年代到40年代,他出版小说集四五十种,加上其他著作,有七十多种。如此多产,且作品一时风靡全国,他应该是高兴的。然而,他说:“我的文章很不成熟,写的范围窄,写的东西离不开我的家乡,大社会我不懂!1922年刚来北京时,没有机会读书或工作。当时教书的人多,我都不行,就在北京逛,很穷,很苦,就写文章。” 见他那么谦虚,我连忙说:“现在国际上已掀起一股‘沈从文热’,日本、美国、法国等国正出版翻译您的全集或选集。还有不少人因研究您的作品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沈老听后嘿嘿地笑着说:“我的文章已不时髦了。” 时髦不时髦,应取决于读者。凡是真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无不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但令读者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感触到他笔下流露的具有东方人特色的情感。他的散文,常有独到之处。想到这里,我突然问起已拍成电影的《边城》。据说,沈从文不同意将《边城》拍成电影,理由是:“电影不能表达我的意思。” “《边城》的内在东西是什么 ”我想从原著作者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是思索。”沈从文正色地说。 “思索什么 ”我又好奇地问。 他望了望书架,深沉地说:“思想和思索不一定能以对话来表达,内在的东西总是不太好表达的。在《边城》中,我想提倡的是人性中的善良。” 接着,他陈述他是如何得到善良人的好处。 在他一个铜板也没有的时候,有人支持他,欣赏他,鼓励他。例如1918年,他从常德到保靖,乘船四十天而没法付款,船主却不追讨。刚到北京时,住在公寓没有钱付,房东也不讨债…… 听他说着,我想到:他得到过善良,也以善良对待别人。 在“文革”期间,沈从文被批斗,被赶去打扫厕所,后来还被送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北京的家被抄了八次,住处由三间减缩到一间,图书资料无处放,只好以七分半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即使在这样屈辱的日子,沈从文看到一些常来看望他的年轻人因工作紧张营养不够时,便亲自到菜场买菜,亲自动手做肉酱、红烧肉给青年人吃。这一切,除了“善良”两字,还能做怎样的解释 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头一仰,哈哈大笑。我明白,这笑声中包含了不能言喻只能理解的深沉内容。许久,他才用豁达而幽默的口吻说:“是我思想差,跟不上形势,身旁有许多书就满足了。这算什么 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许多书很心痛。” 回忆过往的日子,他说:“除了写小说,什么都不懂,不会吸烟,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下棋,也学不会趋炎附势、夸夸其谈。”说完又嘿嘿地笑了一阵,正色地补充道:“趋炎附势的人,也有他们的趣味。”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女难》中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美丽的句子正是他的自身的写照。他经历过无数愁人的年月,但他的内心世界总是美丽正直善良的。在这高尚的境界中,他可以将苦涩变成美丽的东西。 我们从创作谈到人品,又从人品谈到他的近来生活。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小时。其间,沈师母不时让他喝水,沈老均摇头不肯喝。我说喝水对身体有益,他才连喝了几口。这时,他像孩子般地纯真,多么可爱啊。 沈师母怕他坐得太久,我们便搀扶他起来走走。书房不大,整个住所也只有两间房和厨、厕设备。沈太太温柔地说:“我们已很满足了,还有一些老作家不如我们呢!” 沈师母牵着他的双手走路,像跳慢步舞,又像牵着学步的孩子。我连忙举起相机,沈老说:“我这么难看,不要拍呀!” 我笑着说:“沈老,您很有远见,娶了个比您小八岁的太太,现在刚好可以照顾您,要是两个都老了,病了,那就难办了。” 沈太太连忙接着说:“他是我的老师。” 我知道沈师母是作协会员,前《人民文学》编辑。沈老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生活的培育,辛勤的学习,不仅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且当过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在五十多个寒暑中,经过了风风雨雨,有快乐,有痛苦。尤其在愁人的日子里,懂得寻找“一点秘密的快乐”。 他安详地坐在藤椅上,继续陈述着,他一生中*喜欢的是写小说。回忆那段日子,说的、看的、教的、写的,都离不开小说。他说自己*喜欢曹植的诗文。曹植的五言叙事诗,不仅浅近易读,而且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不喜欢的是明代小说《剪灯新话》,说那是应景阿谀之作,为赞美、歌颂绅士而写的,缺乏真挚感情。谈到创作体会,他认为应该多看、多写,尤其强调改文章的重要性。 他的言谈,无不流露对创作生涯的眷恋和热爱。然而,为什么他在1949年后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呢 他说过:“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怀着艺术家的感情,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是的,他,应该是永远、永远地拥抱自己的文学事业而不放。 对我这个似乎费解的问题,想不到,他回答得那么利索干脆:“怕写遵命文学,也为了少些是非。” 沈师母听他说得如此坦率,连忙补充说:“你可以看他的一篇文章,写他如何从写小说转到文物研究。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他原来也很喜欢文物。” 沈老并不着意师母的解释,他接着说:“社会发展了,写作没有什么意义,影响不了社会。文物很现实,坛坛罐罐,绫罗绸缎……”他的语调那么严肃,我理解他的每一句话的分量。有谁真正了解他内心的哀乐 40年代末期,有人攻击他,说他是什么“粉红色的”作家。为此,他烧过自己的书,也寻过短见。直到50年代初,他被安排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生活才有了转机,决意挖掘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记得他写过:“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的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观感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美丽与*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结合。”是啊,他的爱好不能与一般的目的结合,那么,所结合的应该是他的价值观。在博物馆里,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讲解员。仅50年代初期,经他过目的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钱币、绸缎、地毯等文物,就不下一百万件,并先后出版古代工艺美术品的杂论文集《龙凤艺术》《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战国漆器》等书。与此同时,他还先后给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赠送过自己收集的文物。 1964年,沈老出国访问时,看到外国的蜡像馆、服装,认为中国的文化更悠久,应有具备自己特色的文物。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也鼓励沈老编写中国服装的资料。 几经辛苦,编写完成,刚要出版时,他被赶到农村养猪、种菜。在农村,他的血压高达250/150mmHg,但仍凭记忆写下《中国古代服装资料研究》的补充材料。又在七十八岁高龄之时,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内有二十多万字的文字说明,填补了中国系统研究服装学术专著的空白。该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曾作为中国**领导人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里根的礼品。 我坐在他的身旁,是那样地陶醉于他的陈述。这时,沈师母补充说:“他一生都教人耐烦,就是要耐得住‘烦’。”目前,他的生活十分简单,每天按摩、吃药、休息、看报……但没有与现实隔绝。 沈老有一首诗写道:“不怀迟暮欢,还喜长庚明。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是的,他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然而,他从未停止过向前,更难得的是,他的内心永远是美丽的! 198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