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庭调查 我自己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我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自成一家言。 “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人生出来了，长大了，和一个异性结婚，然后又生孩子，老的时候要别人养他，后免不了一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 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研究，步就是直接观察，从中取得生动的、可靠的手资料。1935年，我同我的爱人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我因为带着体质人类学调查的任务，白天和我的爱人不在一起调查。她每天晚上把她调查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就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完了第二天再去调查。不幸的是，那次调查的代价过于沉重，我自己落入陷阱受了伤，爱人为救助我献出了生命。她死后，我把她调查的材料，以及我们天天晚上一起讨论的内容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我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就是从那时的讨论分析中开始形成的。 我在养伤期间到了太湖附近的“江村”，我以更大的注意力从各方面观察江村农民进行基本经济活动的单位“家”，从“家”的结构、职能，到在“家”内生活的一切活动。并对观察到的情况做了记录。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有关家庭的分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我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蓝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庭的共同点。 怎样去分析观察到的事实呢？我采用的���法用现在的话讲，叫作系统分析方法。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是客观的、动态的。它不能凭我们的想象来描述，而要从千变万化的生活行为里边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到一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我和王同惠在瑶山时，每天晚上讨论白天得到的材料，就是沿着这一逻辑的线索，从一个家庭，包括些什么人，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由许多家庭组成一个整体的社区生活的结构，把事物和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比较清楚地从事实里抽取出来。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从“家”开始，到“财产继承”，再到“亲属的推广”；又从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分工、工作日历开始，到社区的职业分化，再到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后将两者在与土地关系上结合起来。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指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 我的写作方法与别人不同，是在教学中围绕一个问题对学生谈想法，讲完一课就写出一章，《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生育制度》所述的是我个人对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 我们的感性知识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是一套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女儿、儿子、教师、学员……组成的。没有不死的个人，可社会却不能因成员死亡而消亡。社会要“生”下去。个人总是要死亡，就发生了这个社会与个人生与死的矛盾，只有采取用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成员，才能维持住社会的延续，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社会这个实体靠了这个作用才能延续下去。实际上，我的身体里没有一个细胞能随着我的出生一直活到今天的。作为一个生物机体，每个人身上的细胞都是不断生出、不断死亡的，可我还是我，“我”是个连续性的实体。费孝通嘛，隔多少年人家还认识我。整体没变，构成我这个人的细胞却变了。但如果所有的细胞同时死了，我也就不存在了。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同样要依靠成员的新陈代谢。有人“退”出社会，又有人“进”入社会。社会中的“生育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 人是哺乳动物，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看到：一个母亲管教孩子，孩子不服管，就说你为什么生我，又不是我自己要到这世界上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妈妈怎么回答得上呢？在一个人“生”出来之前，为这孩子的出生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这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要结婚，要经过社会的允许，这个爸爸的爸爸妈妈要为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积钱，造房子。假如没有这套，世界上就不能有“我”这个人了。一个人生出来了也并不是“自在”的。他一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结构，已经为他规定了种种行为模式。每个新生的人都要从头学起。人正是靠了学习，继承文化的传统，掌握生活的本领，取得一个个社会身份，成为社会承认的成员和文化的继承人。他不仅自己学会了就算了，还要生出孩子来，把这套生活的本领教给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这样，不但人类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文化，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活得下去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动作发生得极其自然，以至从不去考虑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我们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生活的基础就是靠了这些学来的习惯。习惯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习得”的“惯例”。你不能创造一套个人专用的语言，只能从小起去学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语言，否则别人就不懂你的话。 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份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我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继承文化的“复制品”。当然每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同真品完全一样，但有一个模式竖立在那儿，复制品即使有差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人通过“学”，掌握这种模式，不学就不能生存下去。 梅兰芳在台上演《贵妃醉酒》时，身份是杨贵妃，下了台是一个以演戏为职业的梅兰芳自己。实际生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个“角色”之间“串”，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身份。什么叫身份？身份就是一套社会共同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有它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有表现它的动作。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通过“学习”掌握社会中整套与他的各种身份有关的行为方式。 人还要学习使用社会性的交流工具。共同的心理要用共同的语言表现出来。两地分居照样可以发生联系。一个妻子不识字，画了几个图寄给丈夫，丈夫懂了。因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共同的东西，别人就不能懂。要使普天下的人都懂，就需要共同理解的传达工具。个人创造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东西以后，就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不少音乐名曲，我不会欣赏。我的外孙女儿就说我没有音乐细胞。我对音乐这个共同财富就不能享受，要能享受得经过学习，也许不能说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说音乐细胞没有起作用。 人生下来时什么也不懂，可是经过学习，逐步变了。人与动物不同，人能思维，能创造，在原有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的创造力，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同个人，对立又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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