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自白》是费孝通先生1984年在中国民盟**组织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上所做的讲座汇集而成，谈论的专题涉及社会调查各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费先生开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如实地调查、社区分析、类型比较法、历史的考察分等。本书的优点在于作者非常巧妙地把这些方法和自己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结合起来，一边谈方法，一边讲述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思路，既让方法有的放矢，又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加上谦逊平实的文笔和注重社会学实用价值的志向，堪称是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的经典启蒙读本。

五、家庭调查 我自己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我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自成一家言。 “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人生出来了，长大了，和一个异性结婚，然后又生孩子，老的时候要别人养他，后免不了一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 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研究，步就是直接观察，从中取得生动的、可靠的手资料。1935年，我同我的爱人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我因为带着体质人类学调查的任务，白天和我的爱人不在一起调查。她每天晚上把她调查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就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完了第二天再去调查。不幸的是，那次调查的代价过于沉重，我自己落入陷阱受了伤，爱人为救助我献出了生命。她死后，我把她调查的材料，以及我们天天晚上一起讨论的内容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我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就是从那时的讨论分析中开始形成的。 我在养伤期间到了太湖附近的“江村”，我以更大的注意力从各方面观察江村农民进行基本经济活动的单位“家”，从“家”的结构、职能，到在“家”内生活的一切活动。并对观察到的情况做了记录。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有关家庭的分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我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蓝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庭的共同点。 怎样去分析观察到的事实呢？我采用的���法用现在的话讲，叫作系统分析方法。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是客观的、动态的。它不能凭我们的想象来描述，而要从千变万化的生活行为里边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到一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我和王同惠在瑶山时，每天晚上讨论白天得到的材料，就是沿着这一逻辑的线索，从一个家庭，包括些什么人，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由许多家庭组成一个整体的社区生活的结构，把事物和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比较清楚地从事实里抽取出来。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从“家”开始，到“财产继承”，再到“亲属的推广”；又从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分工、工作日历开始，到社区的职业分化，再到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后将两者在与土地关系上结合起来。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指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 我的写作方法与别人不同，是在教学中围绕一个问题对学生谈想法，讲完一课就写出一章，《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生育制度》所述的是我个人对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 我们的感性知识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是一套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女儿、儿子、教师、学员……组成的。没有不死的个人，可社会却不能因成员死亡而消亡。社会要“生”下去。个人总是要死亡，就发生了这个社会与个人生与死的矛盾，只有采取用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成员，才能维持住社会的延续，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社会这个实体靠了这个作用才能延续下去。实际上，我的身体里没有一个细胞能随着我的出生一直活到今天的。作为一个生物机体，每个人身上的细胞都是不断生出、不断死亡的，可我还是我，“我”是个连续性的实体。费孝通嘛，隔多少年人家还认识我。整体没变，构成我这个人的细胞却变了。但如果所有的细胞同时死了，我也就不存在了。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同样要依靠成员的新陈代谢。有人“退”出社会，又有人“进”入社会。社会中的“生育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 人是哺乳动物，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看到：一个母亲管教孩子，孩子不服管，就说你为什么生我，又不是我自己要到这世界上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妈妈怎么回答得上呢？在一个人“生”出来之前，为这孩子的出生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这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要结婚，要经过社会的允许，这个爸爸的爸爸妈妈要为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积钱，造房子。假如没有这套，世界上就不能有“我”这个人了。一个人生出来了也并不是“自在”的。他一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结构，已经为他规定了种种行为模式。每个新生的人都要从头学起。人正是靠了学习，继承文化的传统，掌握生活的本领，取得一个个社会身份，成为社会承认的成员和文化的继承人。他不仅自己学会了就算了，还要生出孩子来，把这套生活的本领教给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这样，不但人类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文化，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活得下去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动作发生得极其自然，以至从不去考虑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我们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生活的基础就是靠了这些学来的习惯。习惯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习得”的“惯例”。你不能创造一套个人专用的语言，只能从小起去学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语言，否则别人就不懂你的话。 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份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我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继承文化的“复制品”。当然每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同真品完全一样，但有一个模式竖立在那儿，复制品即使有差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人通过“学”，掌握这种模式，不学就不能生存下去。 梅兰芳在台上演《贵妃醉酒》时，身份是杨贵妃，下了台是一个以演戏为职业的梅兰芳自己。实际生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个“角色”之间“串”，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身份。什么叫身份？身份就是一套社会共同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有它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有表现它的动作。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通过“学习”掌握社会中整套与他的各种身份有关的行为方式。 人还要学习使用社会性的交流工具。共同的心理要用共同的语言表现出来。两地分居照样可以发生联系。一个妻子不识字，画了几个图寄给丈夫，丈夫懂了。因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共同的东西，别人就不能懂。要使普天下的人都懂，就需要共同理解的传达工具。个人创造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东西以后，就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不少音乐名曲，我不会欣赏。我的外孙女儿就说我没有音乐细胞。我对音乐这个共同财富就不能享受，要能享受得经过学习，也许不能说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说音乐细胞没有起作用。 人生下来时什么也不懂，可是经过学习，逐步变了。人与动物不同，人能思维，能创造，在原有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的创造力，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同个人，对立又统一。 ……

总序 一个重读费孝通时代的开启 001 前言 001 一、引 子 001 二、社会调查概述 010 三、民族调查 026 四、农村调查 039 五、家庭调查 055 六、小城镇调查 067 七、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 084 八、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 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