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业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已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了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其中旅游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已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到了20世纪末,我国学术界也对这一学科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开始研究。旅游与人类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其中涉及哪些主要理论?对世界旅游业发展,乃至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章就拟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介绍。 现代旅游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单一学科研究往往会出现“水中月、镜中花”的简单化研究,表面上清晰明了,但实际并不能揭示旅游现象背后多重因素相互纠缠的复杂本质,更不能在旅游实践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由于每一个学科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清晰的边界,因此面对“泛化”的旅游现象,很多学科的单一研究都显现出“力不从心”。旅游��究中学术泛化的关键不在于参与学科的多寡,而在于各学科之间缺乏一面“镜子”,发现各自研究的偏差,根本原因是没有一致性的可参照理论体系与研究坐标,使传统的单元研究显得残缺和苍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开始被引入我国的旅游研究。人类学本身对“人类生活”的研究特点,使人们发现运用“文化”工具诠释旅游现象更加接近事实的本质。故而,从对旅游现象的认知层面上,我国旅游学界开始接受并认可了“旅游人类学”。但西方**的文化背景、经济水平和旅游发展道路与中国大相径庭。西方旅游人类学思想对中国旅游实践及旅游事实的解释总给人一种不明就里、隔靴搔痒的感觉。而大量西方文献在中国旅游研究成果中的引用,也使旅游研究的混乱局面更加复杂化了。于是,一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对旅游人类学的体系、内容及表述方式进行“本土化”建设,力图避免“道听途说”式的研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由张晓萍教授等新著的《旅游人类学》的出版,是有其深意的。在这部《旅游人类学》中,一改早期旅游人类学的传统表述方式,既借鉴了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又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充分探讨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旅游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内容,显示出作者独立思考的风格与品质。特别是作者在其旅游教学和实践研究中的大量积累,成为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依托,也将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的基石。因此,希望这部《旅游人类学》专著能够发挥其抛砖引玉功能,推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更加成熟和完善,故乐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