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调解,是古代中国维护基层稳定与化解乡邻纠纷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周礼》中有对“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之职”的明确记录。汉朝则在每一个乡设置“啬夫”、“三老”与“游檄”,以解决当地居民之间的争讼。明朝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设“老人”,来平息乡里争讼。在官方调解长盛不衰的同时,古代民间调解也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景象,而且时代越晚,社会越不依赖官府所设的专门官吏来执行调停工作。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人民调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院诉讼蓬勃发展的同时,法院调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的局面,调解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三调联动、诉调对接、大调解、专业调解等理念与机制应运而生。
对于中国调解源远流长的古代历史与欣欣向荣的现代发展,学界有过不少的关注与思考,也得出了不少的真知灼见。综观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学者为主体,从学者的观念与视角出发进行的��论探讨与阐释。本书是对当代中国基层调解专家深度访谈录音的文字整理,采用了访谈录常见的问答体例。通过理论研究人员与基层调解能手间的问答与互动,本书力图超越传统调解研究单向度的学者主导模式,转而以调解员、调解管理者为主体,以理论研究人员与实务工作者的交流互动为**,来思考与体认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实践经验和制度发展。这样一种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的学者**主义的研究方法,构成了调解研究方法论上的一种创新性尝试。
基于纠纷双方的平等合意,灵活便利地化解纠纷,是调解区别于诉讼的主要特点。不拘泥于刻板的法条,追求具体情境下的实质正义,讲究个案解决的妥当性,实现纠纷化解的多种可能性并存……调解的这些特征,因为调解员不同的性格特征、社会身份、教育背景等因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变的面貌。访谈时我们发现,年长一些的调解员更习惯于“教谕式”的纠纷调处,而年轻一辈的调解员则往往会在居中斡旋的同时强调法治观念。基层行政首长在主持调解时,会不自觉地加重调解的管理意味,而一线调解员则更加依赖对纠纷当事人的细致观察与微妙心理的揣摩……对细节的深入考察与准确把握,正是实证研究的关键所在。因此,本书通过对基层调解专家的深度访谈,展现的是当代中国调解细腻具体的个性化面貌,而非一种抽象空疏的宏大叙事。
从调解员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现当代中国的调解面貌,并非一种纯学术的探讨,但其中必然包含着理论总结与学术思考,如依据调解实践中的亲身经验,有调解员总结了**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家事邻里纠纷等不同调解类型的经验方法与技巧,有调解员总结了当前中国物业纠纷、商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新兴专业调解的突出特性;立足当代中国调解的实践发展情况,有司法行政领导依据工作方式的不同对当代调解进行了类型化区分,有调解能手、调解管理者反思了当代中国调解尝试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的困境与瓶颈……实践出真知,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密切而深刻。此外,本书的整理出版,能够将调解专家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创造性的调解技巧传播至更为广阔的天地,从而为更多正在或将要从事调解工作的人所知晓与借鉴。这样一种经验总结与传播工作之于中国调解发展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了保证经验总结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我们对全国百余名调解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然后挑选与其中十余位的访谈录音进行整理。为了尽可能地保留调解专家的语言原貌,客观真实地展现他们的经验与感受,后我们又将文字稿逐一发回给每一位访谈对象,由他们后校改并核准定稿。
与调解专家对谈以及此后的文字整理,给了我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调解实践经验与模式发展的机会。本书的整理出版,是过去几年实地调研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本书之外,调解员的实践体验与我们的理论探讨都将继续。
是为序。
邓春梅
202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