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
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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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曾经刻苦 读书学习,认真思考问题,苦苦探索实践,经过一段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 后,终于在 1920 年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者。他从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译本的马列著作中找到“**斗争”这根贯 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的“金线”,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期的实践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后,更加保持了凡事 要独立深思、不盲从“本本”、不轻信他人、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作风。 他深深地知道,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读马列的书不行,但光学“本 本”,而不考察中国情况,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更加行 不通。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内曾存在严重的“两化”错误倾向, 即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正是这 种不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情况出发的“两化”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 命。由于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对“两化”的错误倾向予以有力 的抵制和斗争,才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共产党人即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理论准备不充 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对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按苏联实践经验对中国革 命的种种不当指导,抱定—个根本原则:即该决议、指导是否适合 中国情况,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就欢 迎、借鉴;如果指导错误或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就予以抵制和斗争,从
不将就、盲从。从一生的革命实践看,这个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不曾 动摇。因此,始终代表了党的正确前进方向,掌握着中国革命的真 理,尽管他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曾经被解除了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1928 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 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 低潮阶段,它的性质仍然是资产**性质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积 蓄革命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不熟悉中国情 况,大会的决议对建设农村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提出了错误 的指导意见。
当时并不在**任职,也没有参加党的“六大”,正在井冈山根 据地从事实际革命斗争。1928 年 11 月,向**写了题为《井冈山的 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他说:“我 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 民权革命的阶段。”“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 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之所 以采取上述态度,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党 的“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也是正确的。与此同 时,对共产国际在其他—些问题上的错误指导,虽不明确表示反对意 见,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予执行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 自主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以 及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等问题 上,他都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他都 能坚持真理,置共产国际不正确的决议于不顾,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新见 解,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不但理论上能坚持原则,不当糊涂虫,在实际斗争中,通过独 立思考,也提出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当 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日趋严重的时候,便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 主义”的口号。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 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思
想原则的明确提出,就为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战争环境的阻隔和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使 党和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勇敢地站出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指 导当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 1934 年 10 月开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失利,损师失 地。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左”倾 错误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线出击,也被错误地排挤出 党和红军的领导位置,行军打仗依靠一个只懂外国军队作战的共产国际军事 顾问李德的瞎指挥,结果出现了在“进攻中犯冒险主义,防御中犯保守主 义,退却中犯逃跑主义”的严重错误。面对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损失惨 重的危险局面,被贬的忧心如焚。但他在遭受严重错误打击的情况 下,仍然冒着极大危险,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坚持从 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冷静地思考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在各个场合 与共产国际顾问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 年 1 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战争间隙在贵州北部重镇 遵义召开。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他批评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强我弱,而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 误;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 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 战和堡垒战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上述发言,分析问题实事求 是,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积极支 持和赞同。会后形成《**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 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特别在军事路线的统治,实际上 开始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挽 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在往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 主的原则领导中国革命,他说:“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 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游 击战争,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苏联领导人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通过国民党蒋介石。从共产国际回 国的王明又代表和执行着这条错误路线。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并结 合抗战的实际,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的 正确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粉碎了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 论”,把抗日战争引上了胜利之途。
在解放战争期间,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和 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以弥天大勇深入龙潭虎穴,直趋政治斗争的旋 涡,经过重庆谈判,挫败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内战爆发 后,他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947 年 10 月,代表党**提出“打 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 年底又为新华社写《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元旦社论。1949 年初,针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假和谈阴谋和苏联领导 人不要过江、划江而治的“忠告”,将苏联人的“建议”置诸脑后, 后采取了粉碎敌人假和谈的阴谋,娴熟和稳妥地驾驭了战局和时局。“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 势,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迎 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等还是坚持全党各级干部一定要 “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一定要“使自己获得一个 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也就是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七年里,就能带头突破苏联模式,写 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大量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为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并不可取,经 过探索,在我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又如,认为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而斯大林采 取损害农业、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以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这又 是错误的,等等。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辩证地、审慎地看待共产国际决议
和苏联经验,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一切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一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恩、列、斯的个别论点,卓有成效地实践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就是一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坚持 的大原则。从自觉地抵制、斗争和终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本 本主义等错误倾向,到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特色道 路,无不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残酷斗争”中,不怕“无情打击”,与党内盛行的种种错误 思想倾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真理,愈挫愈奋,指导中国革 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