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清华的文风 前几天,和一位同学谈天,偶尔谈到清华园里的文风。我说目下清华园里的文风,是走向纤弱趣味的一方面。当时他也说“是这样”。不过我们马上又转到别的题目上去,没曾把这话详细讨论一番。回来睡到床上,却老是睡不着,于是就顺手把这题目拿来重想了一下。现在离这失眠的一夜,已经快一个星期了,那时所想到的,已忘去了一大部分,此刻所记得的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 我说清华园里的文风是走向纤弱趣味一方面,这句话应该拿*近两年来本校出版物中的文艺作品来证实。园子里的出版物,说起来是很穷窘的,**当然是《清华周刊》,第二是上年出生的《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三要算到《清华副刊》或《园内》。三种刊物都非纯粹的文艺刊,要强勉地说是,那也只有《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可以勉强算得。《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前面照例是一些考据之类的文章,后面的创作,旧诗词不用说,除了白话诗而外,差不多十篇倒有九篇是非常纤弱的小品散文。《周刊》上的文艺栏也是这样,《副刊》和《园内》,里面属于文艺一方面的,当以有趣味的随感,带有讽刺性的闲话为*多。这类类乎Satire(讽刺)的东西,是笑谑的成分多���讽刺,或竟可说无讽刺的成分,即使有,也毫无刺激性。说句玩笑话,就只如给自己的爱人轻轻地掴了一掌,叫人觉得很好玩,很有趣,但没有痒的分儿,更没有痛的分儿。 园子里常写东西的人,我们不妨先谈灌婴君。我就打算派他是清华园的代表作家,因为他的文章,*能代表清华园的文风。他擅长小品散文,而实际上也只见到过他的小品散文(旧诗词不计)。他的文章很轻松,很自然,所谓easy and smooth(轻松且流畅),但是很纤弱。朱佩弦先生说他的这种文字,宜于写小品,我却要说他这文字天生是写小品的。我所看到过,而现在记得起来的,一篇是《春妆的清华园》(见1930《年刊》上),一篇是《梦》(在去年某期《周刊》上)。《春妆的清华园》,文字非常活泼美丽;结构颇为缜密,所谓寓齐整于流丽;而那情调则绮丽得正如春妆的清华园一般。至于内容,只要看到了题目,大约可想见,自然也毋庸赘述了。那篇《梦》,短到不满一千字,但我要推它是一篇非常成功的小品。他用一种冲淡真淳的笔调,写那温暖得如冬夜覆在身上的天鹅绒,舒适得如坐在微风习习的花间和知己品茗谈天,轻快得如一只初秋的燕子掠过静穆的天空一样的一段回忆,叫人看了,要涌上一缕迂迂缓缓的情绪,恨不得马上回家去拉了阿姊、阿妹、嫂嫂、母亲,大家围起火炉来谈梦说故事。杨今甫先生说他的文章常常“理胜于词”,其实这话未必尽然,他的文章里只有一团温婉委曲的情绪,绝没有所谓“理”的东西存在,所以竟有点“理不胜词”(我说理不胜词,倒不一定是in bad sense〔在坏的意义上〕)。此外还有一点神髓,便是所谓趣味。当然,像他这类文章是常常和趣味“与生俱来”的,或是天生是趣味的。我不妨再瞎下一个臆断。我说:他的文章的委婉,冲淡处像朱佩弦先生和英国贝尔磅,轻快、趣味处像周作人、俞平伯二先生。至于纤巧绮丽处则是他自己的。 园子里别的作家,也大半是属于此类的,如竹叶君、静希君等都擅长小品。即使作的是小说,那小说也都是以一件温爱的家庭故事,好玩的小爱情故事为题材,里面满含着一团纤小的美丽的情调,大约和凌叔华女士的小说有点相像。朱保雄君、林庚君、余冠英君、李家雁君的诗,似乎都有点晚唐气派,词则像花间一派。萧涤非、霍世休、郝御风诸君的诗词稍较雄健,但其新诗则又似乎有点太重形式,我要是瞎说一句,恐怕受了《诗刊》的影响。各它君的戏剧,有时很颓废,有时又很振作,但风格也是很纤巧。他本来就是这样一副灵魂:颇爱纤巧的温味,但又想革命,因为看透了人生,所以又颇颓废。这种矛盾处,在他的戏剧里颇可看出来。至于其剧本之巧妙的结构,流利的对话,大可于他的《手表》中见之,实在有点像丁西林先生。至于曹葆华君的新诗,李健吾君的小说,自然又当别论。但二君的东西我看见得颇少,依我脑里模糊的印象而言,曹君的诗,虽篇中不少伟大的字句,我终觉得内容空虚,或竟是“灵魂的空虚”;李健吾君的小说,我更不熟悉,只知道他已由《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转到家庭琐事的《心病》的描写了。须声明的是,他的作品绝不纤巧,也少趣味,别的不敢多嘴。但像曹、李二君的作风在园内究是例外,也并不能做我上面所说的反证。所以大体言来,园子里的文风是以小品为主体,而诗和小说大般染上了小品的气息,和园子里的小品同一格调,走向纤弱趣味一方面。 我本应该把累年清华刊物上的文艺作品一篇篇拿来分门别类,把其体裁、风格、意义、题材做一个统计表,而后再来看整个的清华文风的趋势。因为现在时髦的是统计,大家也都相信这东西,用它来证实我的话,自然就有真凭实据,确切可信。但可恨自己不会,也没有许多时间,而且我这一点幼稚可笑的见解,压根儿就不值得这样大事铺张。此刻所说的,都是依据自己所感觉到的而言,当然不免偏颇不详,谬误浅陋,但也由它去了。 好吧,现在我们不妨就马马虎虎,拿我这含糊凑付的结论,权当真确的结论。那么这一种文风是如何造成的呢?现在我列举下几个原因: **,中国眼下正在一个纤弱的时代,内乱,外患,天灾,人祸,差不多世界上一切destructions(灾难),我们国度里皆应有尽有。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都毫无保障。在此场合之下,壮烈俊伟的民气反而没有,民族性消沉到极点,大家没有办法,都向旷达乐天的思想上走,大家都有点有意无意地偷生苟安,似乎颇有点活**赚**之意。这种思想,有意或无意,尤以我们这被人指为小资产**者为甚,尤以我们这一般喜欢文艺的人为甚。而中国所有的文艺作家,差不多全是我们这类被指为小资产**者。所以自新文学出生以来,文坛上殊少伟大一点的作品,即便有,也都似乎有点造作、勉强。记得有人说过,我也是这样相信,就是中国的新文学比较成功的还只有小品一类。我想这理由是很明白的,就是因为小品之类东西,*能,也*宜于写我们这一个时代里这一类作家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我们自己的,是真淳不伪的。(谨按:有一位朋友看了此段,颇不赞成,他说中国现代绝不是一个纤弱的时代,而相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国内政治经济的不安定——或竟是无出路——天灾人祸的摧迫,都可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苏俄在欧战以前,其国内情形正是如此,但他们那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等到社会形状稍稍安定的*近,就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出现了,《爱的分野》就可为苏俄现代文坛的代表作。所以中国这时,是一个应当产生许多伟大作品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产生出来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呢?他举出许多中国历史上,社会组织、经济情形〔而以中国土地问题为尤〕、民族性格种种特殊的地方来。因为他牵涉的范围太广了,他自己也没有找出一个确切不移的答案。关于此层,我不敢乱说,因为自己学识太浅太浅。但他的话,大体我也颇肯接受,并不敢固执。希望园内对于中国社会研究有素而对文学有兴味的人出来讨论,更希望诸位教授予以指教。深盼深盼。) 第二,是由于我国文学的tradition(传统)的关系。中国的文艺界,不但现今是小品散文*成功,就是从前也是如此。自汉朝以后,文坛上盛行的差不多全是短小精致的小品文,叙一件虚诞有趣的小故事,或记一点隽永奇特的言语举止。我们只要翻开中国文学史或小说史,便可知道。譬如古远点,《世说新语》《太平广记》之类*能代表此种小品文章。到后来方渐有长篇小说、平话之类,但到明清时模拟晋唐的笔记小品(如《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汗牛充栋)又重复兴盛起来。其他如诗话词话之类也都属小品。记得周作人先生就说过,中国近年的小品散文与其说是从新文学革命来的,倒不如说是从文艺复兴来的。这话我*相信。 第三,我要说是由于作家的“所养”和“所遇”。我们园子里的作家都是所谓小资产**,据说我们这种小资产**,是*会appreciate(欣赏)这种纤巧趣味的文章的,因为我们从小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生长出来,到了学校里也是平稳安闲地过着读书生活,这样子的生活是风平浪静,要用图线表示出来,差不多是一条平平正正的直线,毫无curve(曲线)。本来每一个中国的文学者就都是如此地陶熔出来的,清华的文学者自然也不是例外。而尤可注意者是清华园的物质的环境的空气静穆。不管中国的现在社会是如何惨恸,如何破碎,我们都看不见;冬天夏天都是和春天一般可爱……这些自然也不用细说。有人说过,清华园是一座中国**,而且*好的象牙塔。如果此话是真,那我们园子里的文学者便都是在象牙塔里写文章,写出来的安得不是象牙文章? 至于我们园子里这一种文章,要给它怎样一个批评呢?这我当然不会说得像样,但我想至少在纯粹艺术的观点上是颇为成功,没有什么不好的。本来,无论是伟大雄浑的文学,或纤弱趣味的文学,依我说,在纯粹艺术原理的天平上,其价值是不分高下轩轾的。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上说,艺术是为人类情绪传导的手段。莘克莱在他的《拜金艺术》上也和托氏表示相同的意见。本间久雄氏的《文学概论》上综合各家意见举出了三点文学的特质,即**性、个性和普遍性。据此,我们大可来评论我们园子里的文学。我们园子里盛行的这种文学,无疑地是有非常丰富的情绪的,而这丰富的情绪,都是非常而且**真淳,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故作家的个性都表示得很真实明晰;至于在普遍性一点,也毫不含糊,现在社会上读文艺东西的,差不多全是我们这一种人,大家都可在这种文章里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情绪的。**性一点,则不容易说,因为以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因此这类文章是否**被人爱好,则说来毫无把握。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这类人在世界上不绝灭时,我们的文章究竟是不会没有**性的。大家看看,这样说可有毛病? 本间久雄氏又说,文学的目的是在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深化,使我们体味到生的有益的幸福感,并引王尔德的名言说“所谓生活,在这世界上是稀有的东西,一般人只不过是生存着罢了”。我们园子里的文章,就颇合此条件,我们读了,实在能意味得生的幸福感,实在能使我们不仅surrive(继续生存),而且增加了不少live(新鲜)的深味。周作人先生就似乎也有这样的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外,必须还有一点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由此更可估计出我们园子里的文学,绝不是没有价值的。 要是有人站在什么主义的立场上(如新写实主义、民族主义等)说“你们这种文章是给小资产**玩弄的,在这一个暴风雨的非常时代里,应当赶快宣布死刑,给它枪毙!”,或者说“你们不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学吗?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雄浑伟大有刺激性的文学,绝不需要这一类麻木的吃茶文学”。就如*近,有人就问“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你们做文章的人,还打算继续地做那一类的文章吗?”被这样一说一问时,我却又觉得他们的话,也实在颇有道理。不过这里要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便是文学是否可以拿来当作工具?是否可以拿来装上某种思想?这个问题划出了艺术派和其反对派文学的分野,在前几年是国内文坛上一场大论战的焦点。我当然不能乱说什么。 但是我也曾糊糊涂涂地想到一个解释,一种取巧的折中的解释。大家别嗤我以鼻,我有一个譬喻,好比我家里有一把很远古的茶壶,这把茶壶自来就很珍贵地放在一只精致的檀木座托上,外面用玻璃罩罩了起来。我的母亲不许我们动它,来了朋友亲戚,就指给他们看,他们有古董癖的人见了,一个个异口同声地夸好,赞美。有**我的妹妹把它拿出了木托和罩子,放了茶叶叫人泡茶来吃,我的母亲不肯,我的妹妹说:“现在没茶壶用,暂拿出来用一下,待一回儿就放还木托和罩子里去。”我的母亲看她热得那样,渴得那样,也就没办法,由了她。用完了,她也就真的放还原处,而且也如前一样地能被人赞美夸好。这个解释大家觉得怎么样?一定有点不伦不类。 而且我还有一种想法,我们看,中国从前的文艺作品,如诗,如小说,如平话,如戏曲,大半都明明白白地带有劝世匡俗的用意,有许多竟不隐不瞒地撑出旗子来,嚷着说,我写这篇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可见他们是把它拿来当工具用了,可是大家也一样地承认它是很有价值的文学。那么唯美派说,“文学被用作工具时,便根本不成其为文学了”的话也似乎有点过火。 不过,我们园子里的文学者如果要马上就提起笔来,勉强写伟大雄浑的文学,来振起中华民族性的消沉,或其他什么之类,事实上也确不可能,因为我们不但缺乏题材,而且也并没有这种情绪。那么我们该如何挽回这种纤弱的文风呢?我想是想出了几条路,可是一定不对,大家不妨看看。 **,要向“沉着”一方面写。因为所谓雄浑伟大的文学,也并不是非以社会上伟大的事件为题材不可,我们就用由原有的生活里找出来的东西为题材,可是要把世界观念、民族观念、社会观念摆在脑里,放开眼,看一看时代,看一看我们民族的地位,看一看社会的内状,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的内里,并不是多么美满,我们实在不能偷生苟安,视现状而麻然木然。我们该在现有的生活里抓住苦痛、悲慨,在我们现有的灵魂里,抓住它的矛盾处,而后再用serious(严肃)的笔向沉着处写。在这一层,可要暂把趣味的一点放开,等将来再拾起它,也没有什么不可。第二,我们要多看外国伟大的著作。外国的名著,是有不少雄浑伟大的东西的。看了别人这类东西,有两点好处,一是移换一下我们原来的口味和兴趣,二是可以给我们以刺激和反省。第三呢,我要牵涉到生活了,因为我们这种现实的生活,究竟是太不丰富了。没有丰富的生活,便写出好东西来,想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我们看,世界上有几位大作家不曾在生活里翻过筋斗?有人说,现代的文学家不应在山巅水涯,花间月下,而该在社会里,该在十字街头。这话也有他的道理,因为要有生活的多方面认识,要行严正的生活经验,我们的作品才能反映出时代和社会来。自然,我们现在是读书时代,并不想马上成一个大作家,可是尽在我们可能范围内,多多注意和社会接触,多多从严正处体味我们的生活,总是应该的。将来短短的四年过去了,大家到社会上去混,去搅,那时自然就容易有curve(曲线)的生活了。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好了,我想到的就只此三点,但是恐怕都未搔着痒处。 老实说,我懂得点什么东西?这点幼稚谬误的见解,似是而非的议论,无非是睡在床上盲人骑瞎马乱撞乱碰地想到的罢了。大家允许我“姑妄言之”吗?罪过,罪过! 193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