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大学期间，米歇尔·菲尔盖特开始写一篇讲述自己遭遇继父虐待的文章，但差不多要等到十年后她才明白，自己真正想写的其实是这件事如何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多位作家支持，在社交媒体激起广泛回应。这个意外的反响激发了菲尔格特组织出版此书的灵感。 这本书的十五位作者中，有的与母亲关系疏远，有的则十分亲密。他们有的以第二人称隔空直言，有的以第三人称深情回忆，用优美的笔调、真诚的沟通、克制的叙述，以及对母亲毋庸置疑的爱，共同讲述这个复杂的命题。 菲尔格特说：“母亲是我们的原乡所在，这也是我们拼尽全力试图返回她们所在的原因。”打破沉默是一种解脱，承认我们长久以来无法说出口的话，则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来治愈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与母亲未曾谈起的事




米歇尔·菲尔盖特







裂隙：未被填满的空间、间隙、鸿沟。
母亲是我们的原乡，正因如此，我们总是试图回到她们身边。我们由此获知拥有一个自己所属的地方是何种体验。我们栖身于此地。

我母亲是个很难懂的人。或者说，我既懂她，又不懂她。我能想起她那拒绝剪掉的灰褐色长发，想起她手里拿着的冰块和伏特加。但如果试图回忆她的脸，我却只能想到她的笑容，一种虚假的笑容，仿佛要试图证明什么似的勉强的快乐。
每周有好几天，她会将诱人的食物照片上传到她的脸书主页。红辣酱猪肉卷饼配腌红洋葱，刚刚熏好的牛肉干，摆好盘的牛排配蒸蔬菜。那些都是我童年时期的食物——有时充满狂野的想象力，有时也确实好吃。然而我看着这些照片，却想起了我的继父：想起他血红的脸色和餐盘里积起的血沫；想起他用餐巾擦去脸颊上汗水的动作和沾满了锯屑的工作靴；想起他刺痛我的话语，如同一个气球被扎进叉子的尖刺，瘪得只剩一半的气。
就是你**到晚搞乱我的婚姻，他说。你这小婊子，他说。我会暴揍你，他说。我真的害怕他会这么做，我害怕他会把我紧紧地压在床上，直到床垫张开大嘴把我整个吞下去。现在，我母亲把她所有的烹饪技巧都留给了她丈夫。现在，她在他们乡下农场和他们城里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现在，我母亲再也不给我做饭了。

少年时期，我的卧室里贴满了《青年节奏》里的内页海报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雅各布·迪伦的褪色喷墨照片。微风吹过我的前窗，狗毛和风滚草就在空气里四处翻腾起来。无论母亲用多少次吸尘器，它们仍越来越多。
我的桌子乱七八糟，上面堆满了课本，写到一半的信，没了笔盖的钢笔，干掉的荧光笔，还有削秃的铅笔。所以我坐在硬木地板上写字，背靠着柜子红色的硬把手。这不舒服，但背上感受到的持续的压力却让我感到安稳。
我写很烂的诗，不过至少在那个年少轻狂的时期，我以为那是很精彩的。那些诗关于心碎，被误解，以及因心碎与被误解而迸发出的灵感。我把它们打印出来，用日落海滩的风景画作背���，并将诗集命名为“夏日之雪”。
当我写作的时候，继父就坐在他桌边，他的桌子就在我的卧室外面。他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但每当他的椅子吱吱作响，或是他做出任何细微的动作时，恐惧感就会从我的胃一直涌到嗓子眼。我的确一直关着门，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不允许我上锁。
我继父和母亲婚后不久，他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首饰盒，就放在我梳妆台的*上面。木质表面光滑而有光泽，没有刻痕和凹陷。我把断掉的项链和俗气的手镯放在里面，把我想遗忘的东西放在里面。
像处理首饰盒里的小玩意儿一样，我可以和房间里一切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打交道。在我的卧室里，我既可以是我自己，同时又可以不是。我的本体消失在书本中，仿佛书本是黑洞。如果我无法再集中精神看书，就在下铺床上躺好几个钟头，等着我男朋友打来电话，将我从我的思绪中拯救出来，将我从我母亲的丈夫手里拯救出来。电话没有响。寂静割伤了我。我郁郁寡欢。我缩在内心的角落里，把悲伤摞在焦虑之上，一味地白日做梦。

“哪两样东西让世界运行呀？”继父问了我一个他经常问的问题。当时我们在地下室他的木工工作室里，他穿着自己的工作鞋和旧牛仔裤，套着一件几乎磨薄的T恤，闻起来一股威士忌的味道。
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说。他看着我，目光灼灼，皱纹挤压着他半闭的眼睛，嘴里炙热而醉醺醺的热气冲在我脸上。
“性和**。”我低声说。这两个词在我嘴里如同热炭，沉重而羞耻。
“没错。”他说，“那么，如果你现在可以对我非常、非常好的话，也许我可以让你去那所你想去的学校。”
他知道我想去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学院学习表演。一旦站上舞台，我就变成另一个人，可以经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那个人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但再大的问题，在那晚的表演结尾时也一定会得到解决。
我想离开地下室。但是我不能转身离开他。他不允许我这么做。
光秃秃的电灯泡让我觉得自己像黑色电影里的角色，地下室的空气冰冷而凝重。我的思绪回到一年前的一次，他把卡车停在海边，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内侧，试探着，看看他可以做到哪种地步。我坚持要他送我回去。他不肯。那漫长而痛苦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告诉了母亲，但她不相信我说的话。
现在他又站在了我面前，双手搂着我的背。叉子的尖刺又来了，这次，气球里残余的气体都放空了。他在我耳边轻声地说道：
“这只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和你妈妈无关。懂吗？”
我不懂。他用力捏我的臀部。他搂着我，而这不是继父抱继女应该用的方式。他的手像虫子一样，而我的身体则是泥土。
我从他手中挣脱，跑上了楼。母亲在厨房里。她总是在厨房里。“你丈夫摸我的屁股！”我愤愤地嚷。她静静地放下搅拌着锅里东西的木勺子，走下楼梯。勺子上沾满了红色的番茄意面酱。
过了一会儿，她在我卧室里找到了正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的我。“别怕，”她说，“他只是在开玩笑。”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走下校车。走向家门口的一路上充满紧张情绪：如果我继父那辆番茄红的卡车停在路上，说明我得和他一块待在家里了。不过那天卡车不在，我独自一人。多么美妙的独自一人。桌上放着我母亲烤的咖啡蛋糕，上面撒着的红糖碎让我直流口水。我切开蛋糕，几口就吃掉了一半。我的舌头立刻感到刺痛，这是过敏反应开始的迹象。我很熟悉，也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应该马上拿出海拉明糖浆，让那人工樱桃香精味道的液体包裹住我像鱼一样膨胀起来的舌头，防止它堵住我的呼吸道。这时候，我的喉咙已经开始塞住了。
但是家里只剩药片了，而药片所需要的溶解时间太长。我吞下药片，却又呛了出来。呼吸已经变得断断续续。我向墙上的米色电话跑去，拨打911。急救人员到达之前的时间是那么长，仿佛有我降生到地球的十三年那么漫长。我望着镜子里泪流满面的自己，努力**哭泣，因为这会让呼吸更加困难，可泪水仍然止不住。
在去急救室的救护车上，医护人员给了我一只泰迪熊。我抱着它，如同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
后来，我记得母亲拉开窗帘，走到我病床旁边。她皱着眉头，同时也仿佛舒了一口气。“那块蛋糕上撒了碎核桃，我是给同事烤的。”她一边说，一边看着仍抱在我怀里的泰迪熊，“我忘了给你留个条了。”

我在天主教堂里面待过很久，久到懂得什么叫“把垃圾藏到地毯下面”。我的家庭擅长此道，却也渐渐掩盖不住。有时我们的秘密还会露出来，让人在上面绊一跤。
教堂里的安静并不是全然的宁静。这样的安静只会让哪怕极微小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刺耳，即便只是闷声的咳嗽，或是陈朽关节的嘎吱声，也会在整个教堂里回响。你在此地不能做全然的自己。你不得不掏空自己，如同一个壳。
而在中学里，则恰恰相反。我太是我自己了，因为这样的“太”是一种表达“我仍在此地”的方式，这里的“我”是内心的我，而非他想要我成为的我。任何事情都能让我紧张起来。我一周要翘好几次生物课，老师陪我去女生心理咨询室，用摸起来像沙子一样的纸巾擦我的脸。每当我在人群中待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护士办公室躲起来。

···
我来告诉你们安静意味着什么——当他又一次发脾气，而我，出于一时的勇气，冲他吼“你根本不是我爸爸”的时候。
那时，安静听起来就像鸡蛋碰碎在陶瓷碗边；安静听起来就像橘子皮被剥离果肉；安静听起来就像教堂里一声闷声的咳嗽。

好女孩都是安静的。
坏女孩要跪在生米粒上，让那些坚硬的颗粒使劲往她们裸露的膝盖里钻。至少我那个去过布鲁克林一家天主教女校的同事是这么说的。修女们就喜欢这种体罚。
好女孩会乖乖地上课。
坏女孩则是咨询室的常客，老师甚至会专门为她们多准备纸巾。坏女孩和来学校的警官谈话时，把纸巾在手里揉来揉去，直到它们像松饼一样碎掉。
好女孩哪里都可以看，就是不会看警官的眼睛。她们会盯着墙上时钟的秒针，会告诉警官：“不，没问题。您不用和我继父或是我妈妈谈话，那只会让事情更糟。”

填满我和母亲之间裂隙的，只有安静。我们未曾和对方说起一切，只因为开口太过痛苦。
我想说的是：我需要你相信我。我需要你倾听。我需要你。
而我说的是：沉默。
我沉默，直到说出一切。但是说出一切远远不够。她和我继父仍然是夫妻。裂隙只是越来越大。

我母亲可以看到鬼魂，一向如此。有一次我们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我被我弟弟困在家里——事实上就是个保姆，而大人们就可以出去喝酒吃炸蛤蜊。那是个异常凉爽的八月夜晚，空气停滞着，似乎它也在屏住呼吸。我坐在弟弟床边，试图哄他睡觉。突然，我听到有人，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呼气。我转过头去，窗户是关着的，没有别人。我尖叫着从床边跳了下去。
我母亲出现在门口，我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你的想象力总是过度活跃，小米。”她说，对这件事一笑而过，就像海浪暂时盖住了海滩上的贝壳。
然而，在我们离开岛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她向我吐露了实情。
“我有一晚醒过来，感觉到有人坐在我胸口上。”她说，“还在那儿住的时候，我不想跟你说，免得吓到你。”
那晚，我坐在卧室里写东西的地方，柜子红色的把手紧紧地顶着我的脊背。我想着母亲说的鬼魂，想着她的脸，想着家。在家里，电视总是开着，桌上总放着食物；在家里，只要我坐在餐桌边，一顿饭就吃不好，所以继父让我自己吃；在家里，花瓶砸在硬木地板上，破碎的声音如同一首细腻而尖锐的音乐；在家里，继父的猎枪陈放在玻璃柜里，而他的手枪则藏在衣柜里一摞T恤的下面；在家里，我要在松树下跪着捡狗屎；在家里，有个游泳池，可我和母亲都只会狗刨。
在家里，继父给我做了个盒子，而母亲则教会我把秘密藏在里面。

如今，我自己买了海拉明，随身携带。这些日子以来，母亲只通过群发消息和我以及我姐姐交流。姐姐分享我外甥、外甥女的照片，乔伊开着他舒适的小轿车，握着方向盘对着镜头笑。而我和母亲则评论她的照片。
其实有**，我曾尝试着向她迈出一步：
“这**我要去外婆那里，也许你也可以过来和我一起？”
她没有回答。
我给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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