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 脚 医 生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事业又一个创举。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卫生部就立即着手组织对农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培养乡村医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 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主要是学习一般医学常识和常见病的简单**方法。来自大沟大队的王桂珍就是**批28名学员之一。王桂珍只有小学文化,却很刻苦。晚上9点熄灯,她用手电筒在被子里看书到12点。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卫生员只是公社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护理员,并不上门为农民治病。然而,王桂珍却不一样,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看病。农忙时,她就参加生产队劳动。开始,农民不相信她能治病。一个病人牙痛,她要给病人扎针,病人不敢,她先给自己扎,病人这才让她扎。后来,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慢慢都相信她。王桂珍还在村边一块坡地种了上百种草药,建了一栋土药房,用土洋结合的办法,让乡亲治病尽量少花钱。农民渐渐喜欢上了王桂珍。见她经常赤脚上岸为老百姓看病,便称她为“赤脚医��”。在江镇公社卫生院还有一个叫黄钰祥的医生,他毕业于苏州医专,60年代初分配到江镇。当时卫生院条件很差,就一幢平房,甚至连高压蒸汽消毒设备都没有。黄钰祥是**批农村医学速成班的老师。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王桂珍和黄钰祥的事迹被当地政府当作“学雷锋”的典型来宣传。在1968年以前,他们的事迹还仅局限于上海范围内传播,“赤脚医生”更不为外人所知。1968年,上海市派记者到川沙县江镇采访。采访中,记者敏锐捕捉到王桂珍和黄钰祥的做法正是“六·二六指示”所期待的新型**服务。记者临时改变决定,把一篇报道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把农民创造的“赤脚医生”直接用在标题上。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宣部的重视。9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和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赤脚医生”正式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 由于“赤脚医生”培训对学历要求不高,培训周期又短,一支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赤脚医生”对常见病大都采取土洋结合,或者说中西结合的办法进行**,大量使用价廉物美的中草药,很快从根本上扭转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民一般性头疼脑热、创伤和简单的急救都能得到及时救治。随着农村合作**的建立,**费用大大降低,农民一年只要扣少量的工分,就能享受全年的合作**。农村**卫生事业不仅活力逐步显现,而且呈蓬勃发展之势。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新中国成立20***典上,一支肩背药箱、背负草帽、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男女组成的“赤脚医生”方队簇拥着“把**卫生工作的**放到农村去”十五个大字从天安门走过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农民还处在扫盲水平,但是他们的创造却经常震惊全国,享誉世界。这一年,全国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赤脚医生”来自农民,又回归农民,不拿工资,与农民一样拿工分。他们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草原,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雪,只要农民有病痛,便随叫随到。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农民没有物理距离,也没有心理距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他们不仅承担着**任务,还承担着卫生防疫保健任务,真正成了农民健康的守门人。 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两本书以**农民常见病为**,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床头书,而且成为普通百姓增长健康知识、**自救的“传家宝”。《赤脚医生手册》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这是中国老百姓由对生命的蒙昧无知走向全面的健康自觉的*好见证。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当年中国“赤脚医生”穿行在乡村、就地采草药、中药炮制和使用银针治病的情况,引起了全球轰动。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参加会议并做了15分钟的发言。以王桂珍、黄钰祥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春苗》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至1977年底,全国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赤脚医生*多时达150多万名。后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家庭,工分计酬方式不复存在,“赤脚医生”和“合作**”也走进了****的困境。 1985年,卫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称呼的决定,对“赤脚医生”进行考核,合格者可取得从医资格,转为乡村医生。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赤脚医生”正式走进历史,与之共存的“合作**”也随之解体。“赤脚医生”和“合作**”虽然不存在了,但它们仍然是亿万农民*温暖的回忆。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教授说:“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保障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而大病城市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条件的差别非常小。”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百多万“赤脚医生”自愿牺牲自己利益换取亿万农民巨大的**红利却毋庸置疑。 我在赣北山里大港高塘村(原和平大队)深入生活时,追踪到一位人称“扁担医生”的老人。老人叫石瑛,今年76岁,大脑袋,小脸,后脑等待脱落的头发像枯草,一点点黑在根部顽强地证明曾经的茂盛,又或者像一件洗褪了色的青衣,用边沿一条黑线顽强地证明曾经的本色。老人给我**感觉像一只笑容可掬的老猴,一只朴实能直立行走的老猴。 人生有很多定数,也有很多变数。石瑛的出身是一个定数,也是一个变数。他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旧政府官员,母亲是上饶师范毕业的大家闺秀,这是定数。按这样的定数,石瑛应该是掉进了蜜罐里。然而,母亲在生他弟弟时,前置胎盘大出血,去世了。这还没有构成石瑛人生的变数。后来父亲娶了后娘。后娘生了弟弟之后,怎么看石瑛都不顺眼。一次,后娘用桐油炒饭给石瑛吃,被家里一女长工看见,偷偷救了石瑛。那时石瑛家在村里请了两个男长工,两个女长工。父亲按辈分应叫这女长工婶婶。女长工是个祥林嫂式的苦命人,家里人先死小,后死老,不明不白病死了,就剩下她活着。她心如死灰,虽然与村里一老单身汉结合,但日子仍然过得没有一点生机。她不忍心石瑛被后娘害死,悄悄把桐油炒饭的事告诉了石瑛父亲。石瑛父亲很少在家,也无法掌控石瑛的命运。他呆呆地看着这位长工“婶婶”,先是震撼,后是无奈。“婶婶”看出了他的无奈,我继续帮你盯着?石瑛父亲说,哪能每次都盯得住。“婶婶”问,那怎么办?父亲呆滞了半天才下狠心,你想不想有个孙子?“婶婶”愕然,这哪是想就能想得来!父亲说,让石瑛做你孙子。“婶婶”说,少爷是人中龙,这哪成!父亲说,这是为了救他。“婶婶”也犹豫了很久,一狠心,答应了。父亲把村里三老四少请来,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石瑛便正式过继给了“婶婶”。“婶婶”因一丝善念,救了石瑛,也重燃了自己早已寂灭的“香火”。石瑛叫“婶婶”奶奶,叫“婶婶”男人爷爷。“婶婶”或者说后娘是石瑛人生*大的变数。新中国成立后,石瑛成了贫下中农,没有随父亲被“专政”,也算不幸中万幸。这是“扁担医生”的因。 石瑛的爷爷奶奶老年得孙,视若掌上明珠,送了石瑛读书。1962年,石瑛初中毕业,便在山里教小学。1965年,上面还是把石瑛的家底翻了出来,说他是地主子女,不能教书。和平大队书记与奶奶都姓王,算是一家人。大队书记说,他算什么地主子女?新中国成立前就过继给了贫下中农。你不用,我用。此时正是“六二六指示”之后,大队书记把石瑛**到公社医生培训班学习,学了半个月,回到村里当了赤脚医生。石瑛有悟性,记忆力也很强,半个月培训再加上不停地自学,不但很快掌握了一般西**疗方法,还学会了针灸。那时还没有合作**,没钱买药,他便跟山里的土郎中学会了认草药、采草药,用草药治病。有的病需要用西药**,他就把采来的草药卖了,再买西药。他在山里治病,治一个好一个,名声渐渐大了起来。 大港高塘地处湖口、彭泽、都昌、鄱阳四县交界处,是都昌*偏远海拔*高的村,通往各自然村的道路有48道港,96道湾,还有20多公里山峦起伏的羊肠小道。山里没有正规医生,石瑛每天清早起来,一根扁担,一头药箱,一头草药筐,到山里各村巡诊一遍,顺便还要采一筐草药回来,摸黑才能回到家里。**下来便是四十多华里。遇到急诊,哪怕是半夜,也得赶去。那时,人不知道累,也不知道怕。后来有记者把石瑛做扁担医生50年所走过的路做了一个推算,约有36万公里,可以绕地球8圈。 1969年4月1日,大队正式办起了合作**。群众每人一年向大队交一块钱合作**费,治病每次收5分钱挂号费也交给大队。挂号费按开出的**结算。石瑛的报酬到了年关,由大队干部和各生产小队队长集体评议。一般按全大队劳动力年平均工分计算,小队长则根据一年里石瑛是不是经常下村、态度好不好、群众对**满不满意进行评议,好则高于平均工分,不好就低于平均工分。据石瑛讲述,他每年工分都高于平均工分,折合人民币大概在二百元至三百元之间,比一个十分的劳力收入还是要低得多。那时他爷爷奶奶都老了,不能挣工分,一家人靠他养活,他不得不一有空就到生产小队再挣一份工分。高塘大队有一个村庄与鄱阳县交界,每次去都得翻过一个高岭。再高的岭也得爬,否则到了年关评议,那小队就有意见。卫生室曾经来了一位上饶卫校毕业的“洋医生”,因为吃不了爬山过岭的苦,不经常下村。他面临的不只是工分低,山里人一气之下,直接把他赶跑了。 石瑛完全沉浸在回忆里,絮絮叨叨地叙说着那段艰难而又充实的岁月。他的叙说就像他的头发,总想努力从苍老的根部长出一点点黑丝,来说明它当初的辉煌。我能感受到赤脚医生当年的境遇,行医远没有新闻说得那样轻松,生活又远比报道描述的要艰难。老百姓纯朴,可以容忍远距离的漠视,但**不能容忍近距离忽视。赤脚医生***为老百姓服务,没有**的真诚,绝不可能换来他们的口碑。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失去了对“鬼神”的依靠,不靠医院和医生就没依靠了。石英用他绕地球8圈的真诚感动了山里人,成了大山健康的依靠。赤脚医生就是农民,他们用一个纯朴作为另一个纯朴的依靠,才把**卫生工作做到农民心坎上。 我从不怀疑石瑛的艰辛,但对他只参加了15天培训班就“治一个好一个”的确有过质疑。他学医的速度比上海王桂珍上的速成班还快8倍。当年发生在赤脚医生身上的事,很多都不可思议。这些不可思议汇集,甚至让我产生一个幻觉,赤脚医生是不是“神”的使者?只有这样的使者才能满足一个时代天下苍生的渴望。 医生真有那么好当吗?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释然了。学医没有速成。石瑛参加医生培训班仅仅是启蒙,做到老学到老才是他不拿毕业证的学历。晚上他向书本学,巡诊时在民间学,遇到疑难杂症就到大医院去请教。赤脚医生不是学四年或八年,而是学一辈子。 1972年,大港山里爆发了头皮癣(俗称瘌痢头)。头皮癣是真菌感染头皮和头发所引起的疾病,有极强的传染性。一个家庭有一人染上癞痢头,全家都难以幸免。全大队1200多人有120多人患有头皮癣,儿童整天哭哭啼啼,女人头上遮一条毛巾不敢见人。瘌痢头在山里引起了恐慌。当年治头皮癣主要是用西药灰黄霉素。灰黄霉素是紧缺药,要计划才能买到。村里突然这么多人患了头皮癣,一元钱的合作**费根本不够用。石瑛那时每天要到村里巡诊两次,帮患者洗头换药,路上顺便采一些草药到公社去卖,将卖草药的钱买灰黄霉素。即便是这样,灰黄霉素还是不够用。后来,石瑛从民间学到一个土方子,用熟石灰粉与硫黄按比例配置后,用水浸**一夜,搅拌成泥,敷在瘌痢头上。早上敷,下午用竹片刮下来,再抹上废机油。一个瘌痢头要治一个多月。那阵把石瑛累坏了,忙不过来就每个生产小队培训一名卫生员,协助他**。经过他精心**,全大队120多个瘌痢头都痊愈了,至今无人复发。当时大队计算了治瘌痢头的成本,竟然发现人均花费不到10元钱。后来有人说,以如此低的**成本控制并根除了一场急性传染病,在世界上恐怕都少见。 水烫烧伤是山里常见病。患者经医院**脱险后,往往创面久难愈合,甚至留下伤疤。石瑛结合民间偏方琢磨出了一个既省钱治**果又好的办法,用**三黄膏专治水烫烧伤。2000年6月,鄱阳县响水滩一个三岁女孩背部被开水严重烫伤,经医院**脱离了危险,但伤口溃疡严重。患者家属找到石瑛,他用自制的三黄膏结合中草药**,20天以后,女孩炎症消退,伤口愈合,药费不到100元。还有一个山外女孩,才22岁,因恋爱问题寻短见,点燃了煤气罐,全身大面积烧伤。经大医院**了两个月,花了三四万,生命虽然脱离危险,烧伤却久治不愈。家里因没钱治,放弃了**。回家后,女孩伤口反复感染。花一样年华的女孩,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躺在床上等待生命终结。父亲虽然很无奈,却没有放弃,到处找偏方,总想出现奇迹。他访到山里的石瑛。石瑛每天先用盐水帮她洗身子,用碘伏消毒,涂上麻油,再用他的三黄膏外敷,内服中草药。一个多月后,女孩痊愈了,还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石瑛只收了二百元的成本费。像这样的水烫烧伤,石瑛用三黄膏治好了六十多例。说到三黄膏,石瑛有些黯然。他说,三黄膏比中美合资的“美宝”使用效果都好,如果上面有人,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号。他也曾问过卫生部门,得找到六十个病例,还要经过专家论证。六十个病例他有,但几十年过去了,患者要么老死了,要么走散了,上哪找去?弄得我也感叹唏嘘。一个琢磨和使用了一辈子的**,说出来像一个传奇,没有亲身体验,谁会相信一个赤脚医生?在伪科学和假药纷呈的市场,假的包装得比真的还真,市场比石瑛还无奈。但我坚信一点,民间创造总有**会吹尽狂沙始见金。 石瑛一生除常见病外,还用西医结合中草药**了60多例阑尾炎,治好过无数毒蛇咬伤、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和水烫烧伤等疑难病症。在手术刀主导的当下,这些业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谁又能忽视他的作用! 2015年,石瑛当选为第五届“感动九江”十大*美人物。一身白大褂一头白发的石瑛成为舞台上*耀眼的人物。 2018年初,石瑛的卫生室发生火灾,诸多**设施付之一炬。消息传出,山里人自发捐款两万多元要为他重建卫生室��然而,祸不单行。同年8月,他出诊摔了一跤,昏迷不醒。山里人把他送到县人民医院,经确诊,属小脑脱髓鞘病变引起的慢性出血,原因多与年轻时劳累过度,出汗过多有关。医生叮嘱他,不宜再走山路,别再做医生了。石瑛因此住进了大港镇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安置房,没事就给镇里一家药房坐诊,药房管两餐饭,不拿工资。赤脚医生在**卫生事业中的使命结束了,但烙上赤脚医生标签的生命却一直放不下。 人一生,有的事一辈子都难放下。放不下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