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一 湖边蒿草 (拍摄地点:卤阳湖 拍摄时间:2019年11月) **章 卤阳湖畔降生 公元1977年农历2月19日,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女婴降生在卤阳湖西段卤泊滩南岸一里多地的刘家村刘天臣家中。这是刘天臣和妻子王菊花婚后的**个孩子。刘天臣拿出一本破旧的老皇历,琢磨了半天,跟王菊花说:“是个女娃,叫刘玲吧。” 王菊花点了点头。 刘天臣不但是刘家村的能人,也是方圆十里八村的能人,勤俭能干,脑子灵活。刘家村在行政编制上,隶属孝通乡,又叫孝通镇。孝通镇隶属于党木镇,党木镇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地区蒲城县。卤阳湖位于蒲城县和富平县交界处,距离孝通镇6公里。孝通镇的**由孝东、孝西组成,孝通街道**十字路口就是孝东和孝西两个自然村的临界交叉处,后来又向西移了几百米,形成了新的十字路口,全部处在孝西村地理范畴内。从孝通街道骑自行车到刘家村,不多不少,整整4公里。孝通街道距离卤阳湖正好6公里。 《孝通乡志》记载,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起义,途经孝通镇,驻扎期间闯王军队士兵的头上都系着白布,作为标记。在关中渭南一带有个习俗,就是农村老人去世后,子孙都要穿白戴孝,就是穿白衣服,头上系一个白布扎成的白布圈。闯王的军队戴孝通过,向南开拔,因此,“孝通”就是“戴孝通过”的意思。关中方言中,“孝”读hào,音同“号”。 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李自成从陕北米脂县起义,走到孝通街道,距离是342公里。走到孝通街道,因为物质条件限制,无法制造和配发服装,就用*便宜的白布包头,作为标记,说明事情发生在起义初期的准备阶段。过去,有的老人还会闯王拳法,就是李自成军队驻扎孝通街道每天练兵时的拳法,现在几乎绝迹。 查阅《孝通乡志》和走访老年人,能得到许多书上没有的信息,包括李自成的信息。从今天的视野考察,李自成本来是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吃公家饭,在邮政局上班,当时叫官办驿站,是个驿卒,正式工,工作稳定,根本没有起义的念头。事情的起因在于明朝和辽北的战争,导致朝廷经费吃紧,当时又没有金融服务,发行不了国债,崇祯皇帝就和现在公司一样,进行裁员减轻政府负担。全国驿站就在裁撤范围之内,被裁撤了三分之一的人。李自成下岗了,没了工作,很快就有了负债。到期还不起账,债主就起诉,李自成被县令抓起来,关在牢房准备问斩。一个机会使李自成逃了出来,杀死了债主,然后就投奔起义军了。人物的命运,在重要的历史长河和事件中,竟是如此变幻无常。从崇祯皇帝的角度说,他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的时候,明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没超过GDP的1%。今天去北京的景山公园,还能看到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想想今天美国财政部的政府赤字百分比,当时要是有国际金融工具,通过金融进行价值跨期交换,结果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再说回刘天臣。刘天臣中等身材,偏瘦,皮肤深黄,脸庞方正,穿衣在农村算讲究的,打眼一看是村干部模样。他不但有本事,而且爱交朋友。当然,能和他交朋友的,那也得有一些本事。刘玲出生的第十天,刘天臣就和他党木镇民地村的朋友高西生商定,叫刘玲认高西生当干大。干大,是关中方言,就是干爹、干爸的意思。在关中渭南蒲城、富平、白水、大荔一带,民间比较流行认干亲,这可能是群众互助加强联系的一种方式吧,或是人际关系的某种维系方式。刘天臣在孝通街道也有好朋友,一个是孝东村的程牛娃,一个是孝西村的刘拉喜。程牛娃除了种地,到处上工地干活;刘拉喜是木匠,有手艺。 虽然都知道刘天臣是能人,但在当时农业社还没有联产承包、还都挣工分的大环境下,刘天臣并没有折腾出明显的成果。任何时代,人没有平台,没有实现其才能的环境,就啥都不是,也啥都弄不成。 十个月后,公元1977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孝通街道孝东村贫农主任张根海的儿媳张天凤生下了一个男娃。张天凤从孝西村嫁到孝东村八年,才生了这个娃。村里人说,可能是根海的儿子张木胜,不懂男女之事的缘故吧。 生男娃在当时是能引起重视的,是令人激动和高兴的事情。根海和媳妇李月娥商量,给娃过百天的时候,杀一头猪。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投资开销了。张家在孝通街道是大姓,每一代都有统一的字,根海那一代是“根”字,木胜这一代是“木”字,下面这一代应当是“小”字。这娃叫小什么呢?小猪、小牛还是小元宝?一家人没能定下来。娃生下来第三天,李月娥抱着孙子去“撞道”,就是这天早上,让孙子认路上碰到的**个人为干大,这就是天意的安排。从孩子出生第三天开始,就构建其人际关系网络,并是知根知底的,看来祖先们的智慧早就不亚于我们了。今天的微信、脉脉,建立的人际关系的维度和深度,以及靠谱度,是远不能和祖先朴素的智慧相提并论的。加上张根海是贫农主任,根海的儿媳张天凤是妇女队队长,认干亲对对方也有利无弊。一大早李月娥抱着孙子就在东门口等,**个出来的是本村的货郎张义宗。张义宗听说孩子认干亲,非常高兴,但考虑到自己年纪比根海和月娥还大,便跟月娥说:“我比娃的婆和爷还大哩!让娃认我儿子当干大吧。” “对。”月娥回答。关中方言中,“对”就是普通话中“好”的意思。 张义宗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张文奎,犯过法,坐过牢,肯定不适合给贫农主任的孙子当干大。次子张文志,已经征兵合格,马上入伍当兵,政治成分好,比较合适。两家说好,就让张文志当月娥孙子的干大。考虑到张文志当兵入伍是光荣的事情,参军嘛,那月娥孙子的名字就叫张小军吧。大家都同意。这样,满月之前,张小军的名字尘埃落定。 李月娥的内心是激动的。丈夫张根海是贫农主任,儿媳张天凤是妇女队队长,儿子张木胜是一个成年壮劳力,这样的家庭,在联产承包之前,其生活水平相对其他农业社社员家庭来说无疑是殷实的。儿媳张天凤的娘家,政治成分是地主,娘家父亲张仲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担任西北五省总会计等职务,讨了两房老婆,生了13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下调令让张仲成到南方台海交界某省任职,张仲成的小老婆撕碎了调令,不允许丈夫去,结果全家从西安城逃回孝通街道,*后定了地主成分。张天凤生长在地主家中,非常羡慕贫农身份和政治地位,也渴望通过个人和贫农家庭成分的对象结婚来改变自己的成分。 嫁给贫农主任的儿子后,张天凤对娘家母亲王菊香说:“妈,我也是贫下中农身份了,能抬起头做人了,还当了妇女队长。”王菊香点点头。 王菊香是张仲成发达时期在西安城娶的小老婆。虽然到了农村,其年轻时有钱人太太的痕迹仍可窥见。她身材修长,身段标致,长相淑贤,头发高高挽起,能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女。她面善,话不多,修养极好。张天凤虽然遗传了母亲的高个儿头,但从小在农村生长,就显得结实,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大个子农村妇女。和母亲王菊香不同,张天凤牙有些趴牙,这遗传了父亲张仲成;脸罐骨突出,眼神犀利,看上去就是一个农村版的王熙凤,不过缺乏大观园的物质条件,整个体现出一种清纯、质朴的农村妇女气息。和张木胜结婚后,张天凤很快就在婚姻中表现出强势,她一定要把这个老实的贫农主任的儿子制服,要让他听自己的话。张木胜生性老实,加上他是张根海从孝西村老刘家抱养过来的儿子,所以从小唯唯诺诺,夫妻之间很快形成了一种相处的平衡,那就是张天凤说了算。 有时张天凤也感觉自己的丈夫张木胜怪恓惶的。张木胜是孝西村刘家的次子,长子刘敬信大他九岁,姐姐刘凤琴大他五岁。张木胜不到一岁,母亲病逝,只剩下老刘一个人拉扯长子、女儿和次子。老刘无奈之下想到把次子送人。当时张木胜不叫张木胜,叫刘敬智。老刘先是把次子送到佛殿村,就是池头村正西边隔壁的一个小自然村,结果几个月后被人家退了回来,其实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太笨了,没有啥收养投资的溢价价值。后来老刘又把次子送到府华村,也是半年不到被人家退回来了,同样是感觉笨。老刘看送不出去,只好自己养。当时张根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到处揽活。老刘就是个拉长工没手艺的,每次拉大锯解木板的时候,张根海雇用的打下手拉锯的就是老刘。张根海夫妇不能生育,已经抱养了一个女儿,想再抱养一个儿子。刚好老刘家次子送不出去,就这样第三次被送给张根海,起名张木胜。 张木胜成长过程中,因为笨,没少挨打。张天凤后来回忆说,即使她和张木胜结婚之后,张木胜因为犯错误还经常挨打,经常被鞭打得后背的血印子一条一条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刘就是个没手艺、一辈子打下手干力气活的,后代能出什么人物呢。但老刘家也有优点,就是肯吃苦,踏实。因为人如果笨到一定程度和一定境界的话,就连偷懒都不会了。张木胜就是这样一个踏实的人。当年高庙村的全娃妈说媒,说了两家情况,因为两家距离也就几百米,都知根知底,没啥隐瞒的,两家都同意了。张仲成一家包括张天凤在内,看上的是张根海家贫农主任的地位,还有挣工分时代的收入水平。而张根海一家当时就是想给儿子张木胜娶个媳妇,就不错了。张木胜能力弱,脑子笨,娶到个身**壮的地主家女儿真的不错了。 这种婚姻在当时各有所图,是相对平衡的,包括各种条件在内。订婚后,张仲成家计划盖房子,当时盖房还用不起砖头,主要用的是土打的胡琪(大小大概4~5块砖头大,用石柱子在湿土上用力夯实)。老实的张木胜一个一个地打,活活把张仲成家盖房的所有胡琪全部完成了。张仲成的两个儿子张天龙、张二龙没有参与任何一个胡琪的制造劳动。张天龙和张木胜同岁,都是1949年生,都比张天凤大3岁,张二龙比张天凤小11岁,张天凤18岁结婚的时候,张二龙才7岁,妹妹张天玲9岁。这四兄妹均系王菊香和张仲成所生。 张天龙身材高挑,张二龙身材矮小;张天龙读书聪明,张二龙读不进书。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同父同母的两个兄弟,各方面差距很大。张天龙自小读书出色,孝通初中读完后,考取了下吉高中,在高中读书也很出色。当时**航空学校招聘飞行员,张天龙身体条件、文化课条件俱佳,收到了航空学校的通知书,但在政审的时候,正在特殊的时期,当时公社委员会负责的陈连长不同意。陈连长说,张天龙家是地主成分。就这样,张天龙在*合适的年龄被取消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后来结婚生子,在农村种地。到恢复高考的时候,张天龙已经是一个快30岁的农民,已经丧失了参加高考的勇气和改变命运的希望。 现在,张天凤在贫农主任家生下了儿子张小军。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令张天凤充满了希望。对张天凤来说,自己找的丈夫,虽然家境和成分好,但丈夫太弱。张天凤希望儿子的到来能改变这种境况。 每当冬天的下午,吃过中饭后,刘天臣常常一个人步行,从刘家村走到滩里。“滩里”是当地村镇的群众对卤泊滩的叫法。刘天臣徘徊在卤阳湖西段长长的芒硝滩上。他望着白茫茫的卤泊滩,渴望着更体面的生活。 第二章 母亲的期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方面来了。 首先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政治成分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逐渐不再比较谁更穷,谁是贫农,而是开始比较谁家通过联产承包努力后生活条件更好,社会上开始敲锣打鼓地鼓励“万元户”。人们开始关注生产和经济发展。 其次是计划生育的展开。虽然**倡导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但在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没有人只生一个。刘天臣夫妇在女儿刘玲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刘鹏。同样,张天凤夫妇也在儿子张小军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女儿张小叶。张小叶出生后,被罚款300元钱。在当时,300元钱可以买一头强壮的骡子。一头骡子是农民财产的半壁江山。 再次是人们开始想办法搞小商品经济挣钱了。张天凤的邻居、张木胜的同族哥哥张木祥,比张木胜大五岁,开始在村里收鸡蛋,一个鸡蛋8分钱,**天收好,第二天两点半起来,挑着步行去蒲城县,步行20公里,早早到达小商贩聚集的地方,等待天亮。天亮后,人们陆续来到集市。鸡蛋1角一个,现金交易。当时用票购买鸡蛋大概八九角钱一斤,但得去供销社。在集市购买和用票购买相比,稍微便宜一点点,一斤鸡蛋大概七个,从农民这儿买相当于7角钱,比用票到供销社购买便宜差不多一两角钱。一个鸡蛋两分钱利润,每天卖近两百个鸡蛋,可以赚到3元多钱的利润,一个月就90多元钱。当时我国城镇职工年度平均工资还不到800元钱。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这每天近两百个鸡蛋,正在悄悄改变供求结构。同时期的安徽,有个人卖瓜子,被人举报,主管部门商量要不要封杀。总设计师说,不封杀,允许群众致富。 1984年5月的一个下午,刘天臣领着7岁的女儿刘玲和5岁的儿子刘鹏,从刘家村走到卤泊滩散步。刘天臣和孩子们边走边玩。 “玲玲,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问刘玲。 “我想当老师。我们学校的赵老师对我们可好了。”刘玲说的赵老师,是学前班的民办代课老师赵爱玲。赵爱玲的父亲是樊家村的书记,赵爱玲高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教书了。 “鹏鹏,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又问刘鹏。 “当解放军。”刘鹏举着手里的玩具枪,嘴里“砰砰”地配音,对着茫茫的滩地划拉着。 同年同月的一周后,孝通初中举行“六一”儿童节表演比赛,代表孝东村小学学前班的张小军流着口水,在孝通初中的操场上背诵“aoe,iuü……”流出的口水把借来的显得特别宽大不合身的白衬衫流湿了一条印子。张小军的表演连同口水,获得了掌声。大人们争相鼓掌,欢笑成快乐的海洋。 但是,大人们的世界随着条件变化发生着本质的改变。刘天臣本身就是能人,联产承包后,日子很快就过在了上风头,家庭关系相处和睦。王菊花也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其乐融融。张天凤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当时的婚姻就是冲着政治身份去的,现在改革了,联产承包到户了,不讲贫农身份了,这时丈夫张木胜能力弱的缺点就上升为婚姻关系的主要矛盾了,三天两头有事没事,张天凤都要表达她的不满。她曾经多次闹离婚。每次闹离婚到娘家,张仲成和王菊香都劝女儿张天凤不要离婚。 王菊香常常对张天凤说:“好娃哩!妈是离乡人,在陕西没娘家,把你嫁人嫁到跟前,就希望将来对妈有个照顾。再说了,你不看妈的情面上,也要想想你的两个娃,小军娃和小叶娃,没妈的娃多可怜!” 张仲成不说话,但他态度鲜明地反对离婚。他是在西安城干过大事的人,读过书,他认为当时的婚姻是看重对方的政治成分,现在社会条件变了,不讲成分了,就离婚,不厚道。这就是张仲成内心的简单的诚信逻辑。做生意、做人、做事,道理是相通的。张仲成少年读书,中年发达,发达时期供他的六弟、七弟、八弟念书,还供他与大老婆所生的长子读书。六弟、七弟念书没念成,后来娶媳妇,炕上的毛毯家私,都是张仲成购置的。八弟念书成功,后来到库尔勒市参加建设边疆,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张仲成和大老婆所生的长子张天顺,延安大学毕业后在陕北当过中学公办教师,特殊的十年时期开始后和父亲张仲成断绝了父子关系,后来到西北农林大学担任大学教师,退休后居住在杨凌。由于张仲成对家庭的照顾,六弟、七弟等都很尊敬张仲成。张仲成排行老三,是他们的三哥。他们见了三哥,��见父亲般尊敬。因为这个哥哥尽了许多父亲当尽的义务。 张天凤还是听从了娘家父母的建议,没有离婚。但是,她心里感觉张木胜没本事,经常破口大骂:“看你怂得本事没有!看人家黑娃、对娃、志娃多能行!跟你简直是眼瞎了!” 骂人的时候,张天凤根本不提当年自己同意这婚姻的动机——当年就是看上贫农主任家的成分了,作为地主子女的她想在人面前抬起头。现在情况变了,不说了。 为了维持家庭,在新的环境下支撑门庭,张天凤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督促儿子张小军念书;二是督促丈夫张木胜不断外出打工,维持家用。 从儿子张小军六七岁开始,张天凤就经常对儿子说:“好娃哩!你看你大没怂球本事,家里光景过得不如人,周围人都看笑话哩。你得好好念书,要争口气,改变改变这面貌!” 同时张天凤不断督促丈夫张木胜外出揽工。张木胜人笨,学木匠学不会,学泥水匠学不会,只能当出力气的土工。夏天天热的时候,张天凤对丈夫说:“木胜,你去府华村的砖窑出砖去!娃九月开学要缴学费!” 木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破旧的**牌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去府华村砖窑。孝通街道到府华村不到2公里地,骑自行车很快就到。这贫农主任的儿子,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后,已经失去了农业社时候的身份优势,变成为了养活家庭和子女的搬砖工。渭北高原的夏季七八月份,天气极为闷热,木胜赤裸着上身,脖子上搭着一条破烂的毛巾,穿着一条被热砖火星弄得都是破洞洞的短裤,一双破旧的布鞋,用架子车出砖。每天天黑,木胜骑着破自行车回家,全身都是砖窑渣滓。他是个笨到不会偷懒的人。每次看到可怜的父亲满身疲惫地回到家中,儿子张小军眼里都充满了泪水。他想:等我长大了,一定不再让亲爱的父亲到砖窑这样搬砖了,太让人心疼了! 张木胜身材中等偏矮,清瘦,没有手艺只能做土工。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他老实干了一辈子。府华村承包砖窑的老板陈栓虎看到木胜老实卖力,每天都要多干,心里过不去,就改革了算账方式,从**8元钱改成按出砖数量核算,一架子车装满1角钱。陈栓虎对在秦家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妻子杨腊梅说:“你看东街这木胜哥,干活太老实了,我心里都看不下去,我改了算工资的方式,不想对不起这老实人!” 杨腊梅说:“对着哩。木胜哥就是老实,小时候他曾被送到我娘家佛殿村隔壁的人家,几个月后就被送回西街了,说是太笨了。” 每到冬天,张天凤就对丈夫说:“木胜,过了寒假娃上学报名要钱哩!你到北滩里去出芒硝!” 渭北高原的冬天,刮风的时候寒冷异常。这风像乌鲁木齐的风,吹在脸上刺痛。张木胜和孝东村的王百锁一起,各自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就往北滩里去。冬天天短,两人出去是个伴。所谓的北滩,就是孝通街道向北五公里的卤阳湖西段,就是卤泊滩。出芒硝,就是去当苦力,挣点辛苦钱。两人的娃大小差不多,王百锁的女儿王倩铃和木胜的儿子小军同岁。 木胜和王百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吃。王百锁一边出芒硝,一边给木胜说:“木、木、木胜哥,你、你、你比我强哩!” 木胜一边出芒硝,一边说:“咋哩?”木胜说两个字的时候,很少表现出口吃。 “你、你有儿子,我没有!”王百锁边干边说。王百锁两个女儿,大女儿倩铃和小军同岁,小女儿倩丽和小叶同岁。 承包芒硝厂负责生产供应的,正是刘家村的能人刘天臣。刘天臣一般巡视工作,检查苦工们是否偷懒的时候,都戴副墨镜,穿件黄军大衣,脚穿新疆流行的大头窝窝(棉鞋),俨然一个芒硝厂的厂长和县里企业的领导派头。 有一次刘天臣检查完毕,没走多远,王百锁就跟张木胜说:“就、就、就木胜哥!人家刘、刘、刘厂长和咱就、就、就不是一个**的人!” 木胜一边劳动,一边跟百锁说:“话多得很!”木胜有时说四个字,也不口吃,说多了就表现出来了。 “刘、刘、刘厂长的女子,都、都、都说念书念得好、好、好得很!”百锁继续说。 “得、得我军娃念、念书也好!”木胜边干活边说,显然对比子女念书,他不服气。 张木胜一生都没叫过儿子张小军的全名,一生只叫小名军娃。直到多年后木胜咽气去世,一直如此。 其实生活也未必像王百锁想的那么糟糕。多年后女儿王倩铃招了一个女婿王海军,会开车,会修车,日子过得好着哩。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张天凤逐渐成了这个家庭的领导和主事者。是人生磨炼了生活,还是生活锻炼了人生?随着两个娃慢慢长大,和公公婆婆及娘家父母逐渐变老,张天凤逐渐放弃了离婚的念头,转为如何维持和撑起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 这就是生活。它没有按我们预想的脚本,而是按它自身的发展,随机地前行着。木胜和百锁两个人干到太阳落山,就收工了。寒冷的冬天太阳下山后,芒硝滩地上发出逼人的寒意,仿佛带冰的弓箭从地底射出,让人阵阵恐惧。两人穿上破棉衣,戴上厚厚而破旧的雷锋帽,把下巴的帽盖系起来,戴上棉手套,各自骑上那破败得摇摇欲坠的自行车,从寒冷逼人的白茫茫的卤泊滩,返回孝通街道。 他们是这个社会*底层的农民,是农民中没有手艺的苦力者。在常人看来,他们笨,以至于笨到都不会偷懒。但他们恰恰是*可爱的人之一。他们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劳作在*艰苦、报酬*低的渭北高原各种苦力场上。他们没有偷抢,没有骗,走得端行得正,形成了社会稳定和整个社会**金字塔*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是伟岸的山,是家庭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