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中国散文的文化嬗变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大国。从历史上看,文体二分,即分为诗与文。先秦时代的《诗》《书》《易》《礼》《春秋》,后四者都是文,也是广义上的散文。中国散文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文体,与诗歌、小说、戏剧比肩并立,虽然不能说散文高于其他的文体,但至少是不低于其他文体,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诗文的承传,经历了历史的变迁,重诗或重文,或者此消彼长,或者比肩而行,从始源到当下,文脉不绝,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散文的文化传统。从《书》《易》《礼》《春秋》到两汉、三国、南北朝散文,到唐宋八大家及其唐宋散文,再到元明清散文,都被视为古代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山水散文、策论杂文、碑铭行状、骈文辞赋等,都是散文的不同外在形体与形式。散文体式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散文精神也发生了多次转向,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核在其中,这就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传承。从司马迁、班固、曹丕、陶渊明、吴均,到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再到归有光、张岱、袁宏道……基本没有脱离伦理文化的先例。 笔者认为,古代散文的伦理文化,主要显现为家国同构、伦理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散文写作,也往往会凸显或者隐含着这种理念与思想。仁为核心,礼为纲序,乐为教化,以期达到至善之境。中国是一个诗的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大国。从历史上看,文体二分,即分为诗与文。先秦时代的《诗》《书》《易》《礼》《春秋》,后四者都是文,也是广义上的散文。中国散文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文体,与诗歌、小说、戏剧比肩并立,虽然不能说散文高于其他的文体,但至少是不低于其他文体,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诗文的承传,经历了历史的变迁,重诗或重文,或者此消彼长,或者比肩而行,从始源到当下,文脉不绝,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散文的文化传统。从《书》《易》《礼》《春秋》到两汉、三国、南北朝散文,到唐宋八大家及其唐宋散文,再到元明清散文,都被视为古代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山水散文、策论杂文、碑铭行状、骈文辞赋等,都是散文的不同外在形体与形式。散文体式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散文精神也发生了多次转向,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核在其中,这就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传承。从司马迁、班固、曹丕、陶渊明、吴均,到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再到归有光、张岱、袁宏道……基本没有脱离伦理文化的先例。 笔者认为,古代散文的伦理文化,主要显现为家国同构、伦理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散文写作,也往往会凸显或者隐含着这种理念与思想。仁为核心,礼为纲序,乐为教化,以期达到至善之境。《礼记·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郭店楚简《五行》云:“德,天道也。”这种道德伦理,在《周易·序卦传》里有更为细致的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古人的生活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秩序来进行的,上下有序,“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古代散文一代代的发展、演变,作者、形式、语言虽有变化,但文化内核并未见扩容或者骤变。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是国外研究中国美学的重要学者,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美学的**人。他指出:“中国人在论及自己与世界的根源时,都遵循‘道’,即天地大自然的造化的理法,或者说是贯穿世界的宇宙秩序。”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宇宙观,让中国古代文人都没有走出循道而行、为道而文的创作之路。即使有“文章合为时而著”,即使有“放诞不羁”“独抒性灵”,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伦理文化的窠臼和桎梏,从而被顾炎武批评为“败坏天下”。 中国散文挣脱古代家国同构和纲常伦理的束缚,应该是自**被坚船利炮打开,各种思想、理论逐渐通过欧美和日本两个渠道进入中国之后开始出现的。一方面,基督教进入中国,用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翻译的新旧约全书,给国人带来了一种异质文化;另一方面,中国人出使西洋、日本,开眼看世界,催生了新的散文形式。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郭嵩焘的《使西纪行》,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等。这些散文犹如一扇打开的窗户,让当时的读者看到了不同的文明和早已经超越了个人认知的世界。这些作品直抒胸臆,沉潜思考,一如王韬所指出的:“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当然,这一时期并行的还有龚自珍的散文。《明良论》凸显政治改革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独特的洞见;《说京师翠微山》也是其人格精神的显现;至于读者所熟悉的《病梅馆记》则既是其文化观念的阐述,亦是其拯救天下的热望与政治文化理念的表达。其后桐城散文的中兴,则有以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写作。比较**的作品有梅曾亮的《记日本国事》《吴淞口验功记》,方东树的《书惜抱先生墓志后》《汉学商兑》,曾国藩的《日记》等。梅曾亮虽说“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柏枧山房文集》卷二《答朱丹木书》),但囿于传统和保守的思想理念,此间散文依然缺乏社会内容。 这一时段的散文,文辞虽有扩展,但文化传承上依然延续了前代的散文传统,而实践上则维护“文家正轨”的道统。冯天瑜等在《中华文化史》中以“垂暮气象”形容清代的文化特征,指出:“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步入苍老之境,旧的事物正在走向没落,其衰亡征象日益鲜明。新生的趋向近代的文化因子,渐益滋长,渐益广泛,并日益活跃地为自己的未来开拓道路。”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洋务运动破产,散文的桐城派传统也失去了活力,走向终结。公车上书,政治改良,散文“新文体”开始出现。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将古语变为俗语,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认为要以“流利畅达之笔”来写文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散文,就是这时散文风格的代表。“变亦变,不变亦变”,文笔激变,文体殊异,开一代风气之先。散文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深远。 进入 20世纪,王朝的大厦崩塌,文学革命风靡一时。白话文运动由初始的稚拙,走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成熟,此时散文名家和作品很多。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沈从文、废名、何其芳、张爱玲……散文真正开始了为人的写作,为人的抒情。厨川白村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散文的发展, essay的理念为现代散文所接纳。“在essay,比什么都要紧的事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周作人的《美文》、鲁迅的《怎么写》都是对散文写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任性而谈,无所顾忌”“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文化特征。 随后,由于战争与时代的发展,散文的写作和界说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直至走向同化。散文要“写光明”,个性必须从属于集体。当代前半叶的散文文化生态显得单薄而苍白,“形散而神不散”犹如一个桎梏,框定了散文的写作。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是这一时期散文的表征,虽然短时间内有所松动,但大体没有逃出这个藩篱。 新时期以来,散文彻底挣脱了枷锁,释放了自己的本性,繁荣发展,作品多元。从其文化表达来看,作家恢复了自我意识,有独语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世俗意识等多重表达。作为一次散文革命,该时期参与创作实践的作家众多,老中青新几代人都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如巴金、张中行、王世襄、汪曾祺、宗璞、张承志、周涛、史铁生、李劼、韩少功、李存葆、方方、钟鸣、苇岸、刘亮程、张锐锋、冯秋子、魏天真、习习、李修文、小引……名字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他们如群星一般,铸就了散文的辉煌与文化的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