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鲁迅对一切语言现象都是有所批判的,但他批判的主要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并不限于表面的中西之辩和文白之争。其语言批判的核心——不遗余力地揭露“文字游戏”的“做戏的虚无党”——就不只针对某一具体的语言形态。“文字游戏”比胡适所说的“名教”更坏。“名教”是崇拜文字的宗教,“文字游戏”则连崇拜也谈不上,只是有意玩弄空洞的文字以获取卑微的利益享受,置问题和事物本身于不顾,造成彻底的“瞒和骗”,这在文言白话或外国语里都很普遍。 语言批判的独到之处,正是其文体的精神所在。鲁迅确实善于从似是而非的固定说法和习以为常的语言现象入手,剖析深在的心理顽症。只有驱散日常的语言迷雾,才谈得上真正的心灵解放,贴合实际新鲜有力的语言也才可望诞生。杂文的魅力正由此而来。所以,鲁迅对汉语文化的批判,并未偏离汉语发展的正道或取消汉字(虽然他曾经有过这种激烈的主张),也没有完全依傍西方语言的律则,而是通过广泛深刻的批判吸收,从根本上消除词/物分离的文化痼疾,清洗掩盖真实窒息生命的“文字游戏”,打掉语言文字造成的精神蒙蔽(包括外在概念逻辑对语言的钳制与伤害),恢复质朴明净简捷刚劲的本真之言。胡适反对“名教”,何尝彻底告别了文字魔障?比较起来,鲁迅的文章更透明,更少糊涂笼统的思想以及先验概念逻辑对语言的缠绕(并非没有),往往是直接地“给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没有那么多附赘悬疣和“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周作人讲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用在这里倒非常贴切,不必仅仅理解为听过章太炎讲“说文”就刻意使用“本字古义”,“古了起来”,——尽管这也非常重要。 唯其如此,才谈得上承往继绝,自铸伟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