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带来了“指标的暴政”，它始终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重要机构的表现。在这本来得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本书简明易懂，列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商业和金融、政府、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的量化绩效的压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但是，指标其实可以成为好东西，只要我们是用它来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力，穆勒也列举了指标在哪些情况下发挥了有益作用。 书末还提供了一份何时以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核对清单。对于日益波及我们所有人，却罕有人质疑的一股趋势，《指标陷阱》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矫正。

导 读 在有些人眼里，根据两位创作者大卫·西蒙（David Simon）和埃德·伯恩斯（Ed Burns）真实经历改编的HBO系列剧集《火线》（The Wire），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文化档案之一。理由也很充分：剧集聚焦于美国城市巴尔的摩，深入挖掘了几项重大机制（警察、学校系统、市政政治和新闻媒体），对其运作和功能障���问题进行了有如X光片般的深刻剖析。这一剧集吸引了多国观众，因为其主题“组织功能障碍”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引起广泛的共鸣。 《火线》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指标的显著性： 以“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标志的“测量绩效”（measured performance）。警长痴迷于完成数字（比方说，解决了多少桩案件，逮捕了多少名毒贩子，犯罪率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统计目标，哪怕牺牲效力也在所不惜。政客们也在索要能证明警方成功控制犯罪的数据。故此，警察部队想方设法地不让谋杀案出现在自己所在的辖区： 一伙毒贩在废弃的房屋里处置尸体，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司却阻挠手下发现此事，因为这会降低“清除率”，即罪案解决百分比的指标。剧集的大部分情节都围绕着富有奉献精神的警探展开，他们力争解决一桩某个大毒枭涉嫌参与的复杂犯罪案件。但由于这桩案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坐实，警方高层不鼓励他们这么做，高层只希望警探们多逮捕低级毒贩子，积累漂亮的指标；可是不论逮捕多少低级毒贩子，贩毒集团都能立刻换上新人。市长办公室要求在年底之前让重大犯罪率下降5％，只可惜这个目标根本做不到，除非无视实际的犯罪，或是降低罪案严重性。在这些例子中，官员们都参与了“统计数据注水”（juking the stats），通过扭曲实际结果，或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预防犯罪投入到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上，以求改善指标。 另一集的剧情涉及一名前警察，他在一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所在的社区，饱受贫困、滥用毒品和家庭破碎困扰。学校的学生成绩糟糕，而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提高，学校就有关门大吉的风险。为此，在准备进行标准化英语阅读和写作考试之前的6星期，校长下达指示，要老师们将所有课堂时间都集中在备考上，完全忽略其他科目（这种策略，被委婉地称为“课程调准”）。“为了考试而教学”，就跟统计数据注水一样，是机构扭曲的表现，人们的努力偏离了设立机构的真正目的（教育），以求实现其生存赖以维系的度量目标。 绩效指标的这种扭曲效应，大西洋对岸的大不列颠也感同身受。［1］在当地，另一部由曾经的真实从业者执笔的电视连续剧，捕捉到了相同的现象。前医院医师杰德·默丘里奥（Jed Mercurio）执笔编剧的《妇产科医生》（Bodies），发生在一座大都市医院的妇产科病房。**集里，一位新来的**外科医生对患有复杂并发症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患者死亡。他的竞争对手随后向新医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的外科医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避开任何有可能会检验自己**能力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会避免疑难病例，以维持自己的成功率。这是经典的“抹奶油”策略，也就是避免有可能对人的测量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病例。这种策略的代价是，手术失败风险较高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手术**，几乎肯定会死。 《妇产科医生》是一部医学剧集，但现实世界里充斥着它描绘的现象。举例来说，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生是按成功率来接受评级或获得报酬的，一些医生就会拒**病情较复杂或病情严重的患者施术。排除更困难的病例（因为它们存在结果不佳的可能性），提高了外科医生的成功率，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指标、名声和报酬。当然，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被拒做手术的患者的性命。但这些死亡并未体现在指标里。 我们会看到，操纵指标的现象发生在每一个领域： 警务，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非营利组织，当然还有企业。采用绩效指标作为奖惩基础，会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操纵指标只是其中之一。有些事物可以测量，有些事物值得测量。但能被测量的东西，不见得总是值得测量；得到测量的东西，跟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有可能毫无关系。测量的成本可能高于收益。被测量的东西，有可能让我们从真正在乎的事情上分散了精力。测量给我们带来的或许是扭曲的知识——看似可靠，实则具有欺骗性的知识。 我们生活在测量问责制的时代，奖励测量绩效的时代，我们相信，通过“透明度”来宣传这些指标是有益的。但是，用指标和透明度来落实问责制的做法具有欺骗性。问责制的本意应该是，要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通过一种语言上的花招，问责制的意思逐渐变成通过标准化测量来证明成功，就好像只有能被计算的东西才真正算数。另一个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是，“问责制”要求让对绩效的衡量公开化，即“透明度”。 “指标固恋”（metric fixation）指的是，哪怕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去衡量绩效，公开宣传绩效，并奖励绩效。 我们会看到，如果使用得当的话，测量是件好事。透明度也一样。但它们也可能产生扭曲、转移、取代、分心和阻挠的后果。一方面，我们注定要生活在测量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测量，很多是错误测量、过度测量、误导性测量和适得其反的测量。这本书不是要揭示测量有多么邪恶，而是想指出，试图用标准化的绩效测量去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判断力，会造成哪些非计划性的负面后果。问题不在于测量，而是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指标没问题，指标固恋则大有问题。

导读 **部分 论点 第1章 论点简述 第2章 一再出现的缺陷 第二部分 背景 第3章 测量和按绩效付酬的起源 第4章 指标为什么大受欢迎？ 第5章 委托、代理和激励 第6章 哲学性批判 第三部分 测量一切？：案例研究 第7章 大学院校 第8章 中小学 第9章 ** 第10章 警务 第11章 军队 第12章 商业和金融 第13章 慈善事业和对外援助 补记 第14章 当透明度变成绩效的大敌：政治、外交、情报和婚姻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非计划但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第16章 何时使用指标，以及怎样使用：核对清单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