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我与知识产权四十年
从读书到从教,我与知识产权结伴同行已有近四十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秉持学者本色,自诩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学法、讲法、立法,践行法治理想,是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语)。我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届”毕业生(1967级初中毕业生),亦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学人(1977级本科生),自1982���年初从教以来,教研活动从罗马法到民法均有涉猎,而后转向专治知识产权。从我的**本教材《知识产权法概论》(1986年编著、1987年出版)、**篇文章《试论〈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制度》(1986年)乃至新中国**篇知识产权专题硕士学位论文(1986年)开始,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知识产权领域,时至**已有十多本著作、百余篇论文、百余场讲座。
近四十年来,我致力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律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二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坚执学理探究与术用应对、坚守专业研究与学科融通,这是法学工作者应有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养。就理论联系实际而言,我认为,知识产权的学术研究,既不能坐而论道,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是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的结合。**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学术解析为“学理”和“术用”。他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我的理解是:知识产权学理研究必须以应用为目标,如果纯粹理论探究而失去应用目的,就没有常青的学术生命活力;知识产权术用研究又要以一定的学理为指引,倘若应用研究缺乏深厚的学理,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命基础。因此,知识产权学者一定要把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要避免学理研究中的法学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空想主义,也要防止应用研究中的法律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近四十年来践行此道,虽谓有果却未有大成。2010年,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弃,将我的著述列入“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经过两年的整理、加工,先后有六部著述陆续出版。时隔5年,已有出版著述即告**,同时新的著述有望成书。在人大出版社法律分社的精心安排下,我对新老作品进行重要修订和整理,重新结集出版,它们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知识产权总论》《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基础问题研究》(论文集)、《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论文集)、《知识产权应用问题研究》(论文集)、《我为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演讲、访谈集)。上述作品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和知识产权主要制度研究,同时包括民法乃至法治的相关问题;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当下之年,多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从事知识产权教研工作以及相关法律实务的心路历程。
该系列的出版和再版,得益于各位同行、学生乃至许多读者的帮助和支持。感谢腾讯基金会为文集精装本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编辑的精心专业指导和辛苦编辑工作;感谢我的学生熊琦博士、李瑞登博士、瞿昊晖博士、锁福涛博士、张颖博士、宋戈博士和博士生刘鑫、周澎、司马航、李安,研究生夏壮壮、万俊、张倩、魏宵林、高婧为文集初版、再版的打印、校对、查找资料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全国法学界特别是知识产权界同行、读者对本人著述给予的厚爱与关注。
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知识产权园地教书、写作,但“教习”不为晋仕途,“学究”并非稻粱谋。微博言: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的是事业,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的是职业,我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斯·韦伯语),有幸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与所喜欢的职业合为一体,因而是苦中有乐,乐之不疲。我的学术生涯还在继续,我早过耳顺之年,故常以“70后”自居。以书为伴,书伴人生;与法同行,法行天下;释放知识产权制度“正能量”,发出知识产权事业“好声音”,这就是我——一个中国知识产权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吴汉东
2019年暑期于武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