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春秋》《左传》 **节 从赵盾弑君案看《春秋》和《左传》的基本读法 (1)关羽夜读《春秋》,究竟在读什么? 荆州春秋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下联是“作《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就这样因为一部《春秋》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孔圣人所作的和关圣人所读的真的是同一部《春秋》吗? 夜读《春秋》,这是《三国演义》为关羽打造的经典形象。关羽为什么总是夜读《春秋》,负责任的评书艺人会搬出孟子的话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亲手编写《春秋》,此书一出,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一切乱臣贼子都会胆战心惊。所以“夜读《春秋》”是为了凸显关羽的忠义形象,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和白脸的曹操划清界限。 让我们把好奇心推进一步:假如我们自己就是不忠不义的乱臣贼子,不小心把《春秋》通读了一遍,结果会怎样呢?事实上我们会很困惑,因为实在找不到害怕的理由,同时也会敬佩关羽,这么枯燥无聊的书,他到底是怎么看得津津有味的,真是太反人性的阅读趣味啊! 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整理、修订而成的。以今天的概念来看,可以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简史加国际关系简史。“简”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每年只记几件大事,每件事只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开篇**年记事的原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fǔ)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凡此种种,如果换作白话,全书可以说基本都是以下这种模样:“某年某月,某国领导来我国访问;某年某月,我国领导到某国访问;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赢了;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输了;然后,一年就这么结束了。”无论是例行公事的寻常安排,还是轰轰烈烈的宏大事件,都这样被一笔带过,从不交代前因后果,也不去评论是非曲直。一部《春秋》就这样寡淡地编年记事,前后二百四十二年,这段时间就因为这部《春秋》而被称为“春秋时代”。 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的人都没有闲着。巴比伦建造通天塔,梭伦为雅典立法,伊索讲述他的寓言,六道轮回的观念在印度大地流行,埃及人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运河,罗马变身为共和国,希腊哲学家探索世界本源,并不关心世界本源的佛陀则探索着如何使人摆脱苦难,而耶路撒冷刚刚重建的圣殿昭示着这一问题的另一种答案……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刚好看到孔子在编写《春秋》。 古人相信,孔子既然亲手编写这部《春秋》,一定有着比单纯书写历史深刻得多的用意;孔子既然哀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一定会对历史做出符合政治正义性的解读——简言之,就是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让天下万世的坏人心生忌惮。 (2)从赵盾弑君的故事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是如何可能的 “天下万世”,这话倒不算很夸张。1943年9月1日,多么晚近的日子,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掷地有声地说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 但是,董狐究竟是如何直笔的,赵盾究竟是如何胆寒的,如果我们较一下真,查阅《春秋》原文,却只能找到简单的八个字:“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晋国的赵盾杀掉了他的国君夷皋,含义似乎仅此而已。董狐哪里去了,赵盾到底胆寒了没有,似乎看不出来。也许应该这样理解吧: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赵盾因为弑君而被《春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天地的正气”和“舆论的力量”连番鞭挞。 但是,弑君一定就不对吗,弑君的人一定就是大坏蛋吗?事情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过武王伐纣的历史——无论周朝的开国还是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都是周武王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结果,所以齐宣王想不通:难道弑君也可以是对的?孟子的回答有一点诡辩色彩:“纣王把自己摆在仁义的对立面上,我只听说过周武王杀了一个叫纣的独夫,没听说过他弑君。” 这话的逻辑是,不仁不义的国君不是国君,杀掉这样的国君就不算弑君。 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阶段,我们会不断看到这个逻辑的变体:杀人不可以,但某某不是人!“某某”可以是暴君、贱民、夷狄、异教徒、黑人、敌人……由此引发的正义性问题非常耐人寻味,但我们眼下还需要考虑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问题:赵盾是不是真的杀了他的国君? 《春秋》除了告诉我们“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之外,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线索,假如我们可以依靠的史料只有一部《春秋》,我们*多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夷皋也许不是一个很坏的国君,赵盾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所以孔子才会把赵盾的弑君罪状记录在案,让他留下千载骂名。 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就错了。为了正确理解孔子的意思,我们必须求助另一本书:《左传》。 (3)理解《春秋》,必须从《左传》开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传说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专业史官。 儒家经典可以分为经、传两类,大约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春秋》是一部编年史,但古人将它尊奉为经,当作意识形态的*高纲领;《左传》是一部记事详细周密的史书,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春秋》,甚至可以说没有《左传》就读不懂《春秋》,但它在儒家系统里地位很低,属于“传”的一种,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春秋》的一部教辅。 《春秋》讲一件事,无论是多大的事,都是一语带过,而《左传》讲同一件事往往用千言万语,不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尾”记叙文六要素一应俱全,还会交代事件的背景,渲染人物的对话,甚至夹叙夹议,引入第三方的评论,那是怎样一个活灵活现,怎样一个千回百转,让读者看得心潮澎湃,欲罢不能。 关于赵盾弑君事件,《左传》既给出了丰富的前因后果,也烘托出了丰满的人物形象。简言之,赵盾是一位好总理、**的好柱石,而国君夷皋就算不比传说中的纣王更坏,但也**不及被孟子当国君的标准。*后,夷皋处心积虑暗杀赵盾,赵盾侥幸逃过一死,慌慌张张踏上了流亡之路。政坛局势变化太快,赵盾还没逃出晋国的国界,他的同宗亲戚赵穿就把夷皋杀掉了。这时候,晋国的史官恰好就是为中国史学奠定直笔基调的董狐,文天祥《正气歌》颂扬的“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这位前辈。董狐于是“直言不讳”地在档案里记载一笔“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展示。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不骂他指鹿为马就算是给他留面子了,这怎么能叫“直言不讳”呢?! 赵盾本人的**反应不是胆寒,而是委屈和不服气,他很激动地声辩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董狐的回答是:“你是**总理,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恶名。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的恶名了。” 孔子虽然为赵盾惋惜,但显然赞同董狐的意见。“赵盾弑君”之所以成立,大约有三个理由:(1)赵盾是**总理(国之正卿);(2)凶案发生时他仍在国境之内,按规矩应该对此事负责——这就好比一些现代**里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执政官毫无关系,执政官也要引咎辞职;(3)赵盾回来之后并没有追究凶手,董狐大概由此推测赵盾心里是认为夷皋该杀,赵穿杀得对——既然赵盾以行动透露出了这种心理,那就可以说赵盾就是弑君的凶手,这也算是一种诛心之论了。 这种“直笔”在今天看来实在太迂回了。如何理解并评价这件事,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左传》的辅助,人们才可以仔细体会《春秋》这一句貌似简简单单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即便没有《春秋》,《左传》也是一部可以独立成书的波澜壮阔、可读性很强的史书。正史里的关羽爱读的其实并不是《春秋》,而是《左传》。读《春秋》还是读《左传》,这在古人眼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趣味的问题,而是严重影响阅读者人格形象的问题。那么,我想在本节内容的*后留下一个轻巧却有深意的问题:读《春秋》的关羽和读《左传》的关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