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传奇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仍有大量英军部队与法国盟友并肩抗击德军。在阿布维尔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接着又在索姆河沿线顽强防守后，英军被迫从勒阿弗尔、瑟堡、布雷斯特和圣纳泽尔再次撤退。法国垂死挣扎的同时，政治家和军人却在争论该做什么——到底是逃往英国或北非，还是寻求停战。 ◎本书焦点是“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详细介绍了法国战役结束前三周的情况，并解释了这段时期对战争余下阶段英法关系的影响。 ◎本书还从军事、政治与人性的角度讲述了1940年6月法国的崩溃，以及意外缴获的军事装备、燃油和工业资源如何增强了第三帝国打击下一个对手苏联的能力。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失败的这些传统解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无法解释某些现象。例如，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确实削弱了某些法国预备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在色当之战中，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大部分正规部队或者殖民地部队中并不明显，而此类部队占野战部队的40%。第2北非步兵师（DINA）预备军官丹尼尔·巴洛内（Daniel Barlone）上尉批评了该师的一些参谋，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部队中的士气甚佳。9另一位正式军官——34岁的弗朗索瓦·于埃（François Huet）上尉证明，法国陆军仍能造就“斗志昂扬”���士兵。于埃 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骑兵将军，而他自己也是圣西尔学校的明星学员，当时已在摩洛哥服役7年，是战功**的骑兵军官。1940年战役期间，于埃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员也有过多次出色表现，在抵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贝尔·纳谢兹（Robert Neucheze）少校也是第二代骑兵中的一员，且是殖民地老兵，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法国正规军中层军官同样不乏真正的勇士。 与德国陆军（现役、预备役与后备军）一样，1940年的法国陆军也有不同质量水平的部队（现役、A类预备役、B类预备役），有超过40万人的北非部队参加了战役。德方在1940年的报道中承认，塞内加尔猎兵（tirailleurs）和其他殖民地部队作战勇猛。虽然第55 步兵师（55e DI）、第71步兵师（71e DI）等B类预备役部队在色当战役中迅速瓦解，但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准将的第14步兵师等正规部队在勒泰勒桥头堡防御战中表现**，许多叙述（包括霍恩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事迹。霍恩无视法国陆军表现出色的事例，基于法国军队从内部瓦解的思路，得出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战斗中怯懦、无能、厌战的流行结论。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米耶（Dominique Lormier）曾持续多年在他的法语版历史书籍中反对此类粗枝大叶的解释，但很不幸，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确实，将230万的野战军所有部队与色当战役中的2个三流步兵师混为一谈明显是荒唐之举。同样，现有证据表明，1940年法国海军和战斗机飞行员的士气也相当高涨，这意味着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理论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的军事努力。10而且，对法国和平主义的过分强调，完全无视了法国在1925—1933年镇压摩洛哥和叙利亚叛乱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为了粉碎里夫山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起义，贝当元帅部署了超过10万名士兵，包括来自法国大都市区的部队。仅仅6个月，贝当的部队就遭受了1.1万人以上的伤亡，包括3700人死亡或失踪，说明法国愿意以损失换取军事上的成功。11很显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和叙利亚的起义者都不会同意法国战备受到和平主义削弱的论调。 衡量军队士气与纪律的客观方法之一是研究与开小差、自杀及军事法庭审判有关的统计数字，但强调1940年战役中士气是关键因素的叙述却倾向于依靠坊间的评论，而不是统计学证据。在假战（Drôle de Guerre）期间，法国军队共计死亡12623人（包括疾病与事故），但自杀者与被处决者数量不详。另一方面，可以查到德国陆军在此期间的具体数字——非战斗死亡者将近1万人。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德国陆军有777名士兵自杀，超过600人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超过300人。12法军开小差的比例是否更高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德国国防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怀不满。 “法军士气低落”的判断还忽略了关于另一方士气的隐藏真相——德国国防军**将领密谋反对希特勒，并积极抵制“黄色方案”，因为他们不相信该方案能够取得成功。从1938年的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开始，德国陆军内部就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根据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的说法，当希特勒宣布1939年进攻法国的打算时，大部分德国**将领都惊骇不已，并积极地破坏这一举措。13德国陆军高层——包括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参谋长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及其副手步兵上将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都知道这一反希特勒的图谋，却没有向希特勒告密。假战期间，C集团军群指挥官威廉·里特尔·冯·李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上将、第1集团军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大将也知晓反希特勒的图谋。这些军官不仅反对“黄色方案”，其中一些（如施蒂尔普纳格尔）还积极商讨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希特勒赶下台。国防军反希特勒共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汉斯·奥斯特上校（Hans Oster）甚至在1939—1940年的冬季向荷兰驻柏林军事参赞提供了“黄色方案”的行动细节。1940年法国陆军各部队中确实存在士气问题，但德军的士气也远称不上高昂。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至少法国陆军中没有人密谋推翻雷诺政府、刺杀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或者向敌方提供秘密计划文件。因此，士气对于1940年的双方都是一个问题，并非法国独有。 关于军事学说的争论主要因罗伯特·道蒂而起，他是一位法国陆军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灾难的种子》解释了法国陆军“按部就班作战”（bataille conduit）的理论是如何在1918年8月亚眠战役中总结出的*优战术上加以精炼，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简单的改良，*后纳入坦克与飞机的作战中的。14道蒂断言，“按部就班作战”强调火力而非机动性，寻求利用由*高司令部实施微观控制的炮兵等关键资源，打一场紧密控制下的战役。他还表示，法国军事思想经过调整，能避免1914年8月给陆军造成惨重代价的那种会战再次发生。道蒂坚称，呆板且头重脚轻的法国军事思想不能适应1940年战争的节奏，因而无法阻止德军的机动战法（Bewegungskrieg）。他在严苛的评估中得出了“敏捷的德军纵队将笨拙的法国部队切成了碎片”15的结论。 不过，这种军事思想有缺陷的解释很快就在多个层面上遇到了问题。首先，“按部就班作战”是以1918年成功的攻击战役为模板的，而1940年法国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在1940年战役中，法国陆军发动的局部反攻规模都不超过一两个师，因此公平地说，“按部就班作战”的军事学说并没有真的用于这场战役。其次，如果法国陆军打算发动一场集中战役，那么20世纪30年代中就应该在现代化通信设备上投入巨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正如道蒂本人所提出的，法国陆军在1923—1939年仅将预算的0.15%投入到通信设备的采购上。16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设于万塞讷的总部没有电台或者电报设备，依赖骑摩托车的通信员传递急件，无法密切控制军队的行动。17虽然其他法国指挥官（如阿方斯·乔治将军）拥有电台和电报，但1940年的指挥与控制（C2）方法不足以发动集中战役。第三，军事学说解释倾向于将焦点放在法军各师无法跟上迅速机动的德国装甲师这一事实上，但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黄色方案”中90%的德国师在机动性上并不比与之对抗的法国师强。和法国陆军一样，德国国防军的大部分地面作战力量仍然由徒步步兵和马拉炮兵组成。霍恩承认这一点，他写道：“当1940年的盟军部队面对占据德国国防军大部分的普通步兵师时，他们几乎都守住了自己的阵地。”18 “法国军事思想存在缺陷”的论调也无法解释，为何法国陆军能够建造和测试合适的反坦克炮及反坦克地雷，并在战前的演习中认识到它们的防御价值，却没有在前线作战部队中部署充足数量的此类武器。正如道蒂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法国军官在战前的演习中了解到，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地雷可以构成纵深防御，阻止装甲部队的攻击，却没有将大量装备这类武器作为当务之急。19确实，法国陆军完全理解依托天然屏障建立连续反坦克防线的概念，这种防线可以控制装甲兵的通路，迟滞并*终阻止其行进。然而，尽管道蒂坚称法军重视火力，法国步兵部队火力却明显劣于德国步兵部队。例如，一个法国步兵师只有60门火炮，而德国步兵师有72门；法军的火炮口径仅为75毫米，而德军装备的火炮口径大部分为105毫米。因此，法军师属炮兵的火力投放能力只有对手的63%。法军团级单位的火力支援能力差距更大，步兵团只有15门迫击炮，而德国步兵团有45门。法国步兵团也没有德军拥有的近距火力支援用步兵火炮。鉴于道蒂坚称法国军事思想以防御为导向，同样奇怪的是，法国陆军没有研发和部署充足的防空武器。甘末林和其他将领反复提到了防空及训练的重要性，却没有坚持下去。对“按部就班作战”思想的批评也无法解释，为何法国空军（AdA）不能为陆军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援，致使德军能够*大限度地运用地空协同战术。因此，“军事思想缺陷”的说法显然远远不能解释法国军队在1940年的速败。 道蒂和尤金妮亚·C· 基斯林（Eugenia C. Kiesling）的《武装对抗希特勒》（Arming Against Hitler）批评法国1928年将征兵服役期缩减为12个月，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拒绝投入时间和资源训练预备役部队的决策，这一点更能站得住脚。基斯林提到，1919—1933年，法国没有进行任何预备役训练，而当此类训练于1934年恢复时，演习的情况说明预备役部队无法令人满意。20基斯林对训练不足的讨论中埋藏着一个要点：法国陆军在军士和预备役下级军官的训练上做得很差。新兵的训练不足是一回事，但军士和排长的训练不足剥夺了军队的支柱。不过，预备役训练中的缺陷对1940年战果的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很明显，这方面因素对色当的B类预备役师影响巨大，但对拥有较多职业军人的其他部队影响并不那么显著。道蒂和基斯林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法国陆军有足够的时间——1939年9月的总动员与1940年5月德军发动攻势相隔8个月——可以用来弥补训练上的不足，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段间歇，预备役训练不足的罪责至少有一部分应该算在前线军事指挥员（尤其是师和以下级别的指挥官）而非战前政治家头上。本质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预备役训练中的缺陷与其1940年多次不佳的战场表现并无明确的联系。 数十年来，饱受争议的马奇诺防线背上了许多骂名，人们认为它代价过高，并且使法国陆军“感染”了过度消极的心态。阿利斯泰尔·霍恩声称，法国陆军就是因为马奇诺防线而变得虚弱的。21但是，马奇诺防线与法国的总体防御策略相符，它的存在确实阻止了德军直接攻入阿尔萨斯-洛林，而这正是构筑它的意图。马奇诺防线的存在也许支撑着法军的士气；丹尼尔·巴洛内上尉在假战期间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由于马奇诺防线，法国本土不会遭到入侵……”22 至于成本，马奇诺防线构筑于1928—1936年，耗资约50亿法郎（约合1.95亿美元），相当于这一时期法国陆军预算的7.5%。23而很少有历史学家提到的是，德国在1934—1939年为了构筑“西墙”工事投入了将近10亿马克（合4亿美元），消耗的水泥数量是马奇诺防线的2倍，钢铁则是后者的4倍，但这一工程并没有被描述为“浪费”，或者“损害了国防军的进攻精神”。24为什么一方的工事对士气有害，而另一方的类似工程却没有？而且，马奇诺防线不仅给德军造成了大量伤亡，抵抗的时间也长于法国陆军的机动部队。在构筑马奇诺防线的同一时期内，法国陆军在坦克项目上的确只花费了不到1亿法郎（合390万美元）——只是工事投入的2%。25不过，这种不平衡现象在1934年就被逆转了，当时法国启动了一个重大计划来扩充其装甲部队，而1936年之后工事的构筑只是小打小闹。 与对马奇诺防线“浪费”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没有人指责过法国海军在战列舰、航空母舰、**驱逐舰和海外基地上投入的巨资，实际上，这些投资对阻止希特勒甚至墨索里尼的进攻毫无贡献。相反，法国海军可以按照自己的议事日程建设，这与保护法国本土免遭德国入侵的战略目标完全脱节。表面上，法国海军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前往法国殖民帝国的海上通道，但即便是这一使命也不过是热衷于采购“华丽摆设”的海军领导层开出的空头支票。例如，“叙尔库夫”号大型潜艇的设计目的是让其成为打击敌方商船的“水下巡洋舰”，但实际上与保护贸易的任务毫无关系。“叙尔库夫”号装备2门8英寸（203毫米）舰炮——大于马奇诺防线上安装的任何一门火炮——于1929年完成，耗资2亿法郎。完成后，海军又订购了6艘航速达40节的“空想”级**驱逐舰，总造价超过4.3亿法郎。1932年，海军订购了2艘“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总价14亿法郎），接着是2艘“黎塞留”级战列舰（总价26亿法郎）和1艘“霞飞”级航空母舰（5亿法郎）。这些都是“面子工程”，法国舰队司令们很快就开始吹嘘，说自己拥有世界上*现代化的主力舰、*快速的驱逐舰和*大的潜艇。按照吨位计算，1939年的法国海军已经名列世界第四，兵员超过10万人，却没有投资能够履行贸易保护任务的技术。战争开始时，“突袭部队”（Force de Raid）是一支令人称羡的现代化舰队，但与抗击德国毫无关系。由于法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忽视了反潜作战，没有发展像英国的“测潜声呐”（Asdic）那样的水下侦测系统，因此无法打击德国U艇。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造舰计划浪费了大量关键资源（钢铁、武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对1940年法国战争能力的损害远远超过马奇诺防线。与法国陆军和空军不同，法国海军在1939—1940年甚至没有流血，其**的成就是拦截了几艘没有武装的德国商船。 再说到法国**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长期因为法国陆军1940年5月的糟糕表现而受到集中批评。甘末林不仅常常被视为军事无能的象征，还成了法国军事机器运转不灵的主要责任代表。毫无疑问，甘末林在1940年3月采纳“戴尔-布雷达计划”，的确给他的部队带来了极大危险，但这一决定也是基于手头*好的情报做出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1939—1941年，德军对每个敌人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出其不意，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令人预想不到的高风险战术。和其他应为惨败负责的军官（如珍珠港的沃尔特·肖特中将和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不同，甘末林的错误并不在于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指挥。相反，他十年如一日地准备与德国一战，因而成了一位深谙敌军的能力与意图的非凡军事规划大师。根据甘末林和其他法国**将领的建议，法国工业界研发出了一些当时*好的武器，如索玛S35中型坦克和霍奇基斯47毫米反坦克炮。甘末林知道，法国陆军需要新技术，他在接受新技术的时候头脑也非常清晰。因此，认为甘末林和其他法国**军事领导人无法指挥现���战争，只会僵化地使用1918年的战术的说法，是不公平的。他认识到马奇诺防线不足以抵御德国，从1935年就开始组建**批法国装甲师。26如果没有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法国陆军的坦克将显著减少，甚至可能完全没有装甲师。甘末林还认真地跟踪军事发展，对德军的能力与战术了如指掌。 从里永的“作秀审判”开始，影响甘末林声誉的不仅是1940年的惨败，还有他的个人风格，因为这使他表现得像一位游弋于第三共和国危险政治潮流中的职业军事官僚。法国军队和政治精英中都不乏甘末林的批评者，这些人总爱将更大的罪责推到他的头上，而令人吃惊的是，德国人对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甘末林在战场指挥上没有过人的天赋，他更愿意将指挥行动的职责交给下属，这导致战后历史学家（如A. J. P· 泰勒）指责他软弱、不负责任。其实在二战中，鲜有*高统帅直接指挥作战行动（除了苏联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所以甘末林将战场指挥权交给他人的做法对**军事领导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在1940年战役中的表现远胜于英国陆军**指挥官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将军，因为事实证明，后者无法与友军合作行动，也无法理解对手。然而，人们忽略了英国在1940年5月的盟军惨败中应负的责任，让甘末林和法国*高司令部独自承担过错。与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军队的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将军一样，甘末林在建设和组织军队上相当**，却难以带领军队进行一次成功的战役。 毫无疑问，甘末林于1940年3月采纳“戴尔-布雷达应急计划”，将盟军的30个师前移到比利时境内，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敌军之手，从而大大减少了对抗敌军奇袭的预备队。但甘末林对自己的中路并不过分担心，他预计德军通过阿登地区的行动将非常缓慢，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应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过，甘末林行动上的失误是基于菲利普·贝当元帅的误判，后者于1934年就任国防部部长，他坚持在战争中将部队推进到比利时，且极度轻视阿登战区的威胁。27比利时人在破坏甘末林的行动计划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德军开始入侵之前，他们采取的都是自取灭亡的中立不合作态度。 在集团军、军和师的级别上，法国指挥官的表现各不相同，戴高乐、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图雄（Touchon）和德莱斯特兰（Delestraint）等都是**的军官，而格朗萨尔（Grandsard）、科拉普（Corap）和雷坎（Réquin）等人的表现就很平庸甚至低劣了。与从和平过渡到战争的任何军事组织一样，法国军队的许多军官擅长文书或者其他工作，但并不能胜任战场指挥。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中也有部分**官员无法适应现代战场，在1941—1943年的作战中被德国国防军压倒；不同之处在于，1940年的法国没有时间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或者清除这些无用之辈。德军也有一部分无能的军官，例如在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的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1940年还是一名籍籍无名的参谋，两年之后却负责指挥第6集团军。而1940年5月任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SSAH，当时为团规模）指挥官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Josef ‘Sepp’ Dietrich），后来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给他的评价是“正派但愚蠢”，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查阅军事地图。28四年后，迪特里希率领第6装甲集团军在阿登森林中战败。所以在军事无能方面，法国陆军并非****。 *后，许多人鼓吹内部政治分歧和道德沦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法国陆军的失败源于内部的想法。贝当元帅是**个提出此类指控的人，他在1940年5月17日说道：“我的**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叫我回去求和，签署停战协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30年的成果。”29贝当是死硬的保守派，他指责法国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和共产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败坏士气，尤其是1936—1938年的“人民阵线”。左翼工会领导人（如让·马特）确实在20世纪30年代鼓动武器生产的罢工，造成了某些工厂的混乱，而法国共产党**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也怂恿其追随者反对法国备战。30虽然法国国内政治分歧明显，影响了征兵与预算等战前政策，但对1940年陆军的部署或运用影响甚微，因为这些工作几乎全部由军队领导层决定，而他们的看法都很保守。党派之争或许在假战期间影响了某些部队的士气，但1940年5月10日战役开始后，随时面临死亡或被俘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的概念。劳工问题确实影响了1938—1940年法国的军事工业，但还没有达到损害了法国自卫能力的地步。在与法国失败相关的所有论据中，政治分歧对战场的影响*为轻微。 同样，法国“道德沦丧”的主题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这也是与战场实际影响毫无联系的粗略概括。英国将法国缺乏“道德品质”作为反面教材，鼓励民众在战争中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对纳粹政权来说，这场速胜证明了第三帝国在士气上的优势。双方都将法国描述为“道德沦丧”的**，以促进各自的战争努力。 研究了历史学家们用于解释1940年法国军事崩溃的标准因果关系后，我发现他们的结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瑕疵——这些历史学家们没有对自己的主要论点进行验证，没有去探究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法国是否仍会在六周内失败。例如，如果1940年的法国陆军有更好的**将领，能够更好地预测德军的行动，适时做出反应，是不是就能显著地改变结果，还是仅仅将停战的日期延后几周？如果法国没有在马奇诺防线上投入50亿法郎，而是将钱花在组建更多的装甲师上，1940年的战果会好些吗？我的方法是提出一个论点，然后进行验证。在这种背景下，必要条件指的是，导致一件事必然会发生的某个或某些因素。直接原因通常指的是，导致一件事发生并产生指定后果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按照这些定义，我的论点是： 导致法国在1940年失败的必要条件是：（a）缺乏对陆军的空中支援，（b）野战军战术层面的防御火力不足（例如，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地雷、迫击炮）。 造成这些物资缺乏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军队和政治领导人太过执着于联合作战的概念，而没有采用仅将自身资源投入重大战役的计划。由于在未来的军事冲突初期，法国都过度依赖本土陆军和空军之外的其他部队，因此这两者的现代化工作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后才得到重视。由于法国工业没有做好大规模制造新武器的准备，军事领导人无法及时地训练士兵，也无法为他们配备新装备，因此在*后一刻重建本土陆军和空军的努力失败了。 失败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法国长期痴迷于维护大国形象，以幻想代替现实。因此，法国领导人从率领一众小盟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中得到安慰，却没有与这些盟国制订清晰的联合阻止德国入侵的军事计划。同样，凯比尔港（Mers-el-Kébir）海军基地和重建作战舰队等“面子工程”也是为了彰显法国广阔的海外领地，而忽略了这一帝国形象并不能加强法国**的事实。 盟军失利的*后一个直接原因是：英国无法在地面或者空中为法国提供全面的支援。英国投入的远征军规模很小且训练不足，还缺乏拥有火炮坦克的装甲师，无助于地面战的成功。而**空军战斗机部队拒绝在法国战役中投入“喷火”战斗机，使法国战斗机部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对手相比，敌军因而在战场上夺取了空中优势。 因此，与通常的论述不同，我将远离军事思想—士气—领导层存在缺陷的论调（这通常是关于法军崩溃原因评估的核心），指出这支信奉贝当“火力为王”口号的军队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在地面战场上（或者上空）无法取得火力优势。而且，法军火力不足的原因是军政高层强调形象而非实质的结果，他们没有将阻止希特勒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而是寄希望于模糊的联盟。英国对投入大陆战争的准备不足以及作为盟国的平庸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40年盟军的惨败。

前言 第1章 迈向灾难之路，1918—1939年 第2章 疑云 第3章 中路无法守住 第4章 走向大海 第5章 阿布维尔之败 第6章 魏刚防线 第7章 埃纳河决战 第8章 瓦解 第9章 墨索里尼的豪赌 第10章 占领 词汇表 附录A 盟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附录B 德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