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宋仁宗 仁宗曾经和宫人玩赌博游戏。刚刚出了一千钱,就全部输光。他提起一半钱就跑,宫人都笑了:官家太穷相,不肯输钱。仁宗问:你们知道,这个钱是谁的钱吗?这不是我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我今天已经乱用老百姓的一千钱了。 又一个夜晚,仁宗在宫中听到一片音乐歌舞之声,就问:这是何处在搞活动呢?答: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接着话题自言自语:官家且听,外面如此快活,不像我们宫中,冷冷清清,一点也不热闹!仁宗问: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冷落,外面才如此快活。我如果像外面一样快活,你们便要冷落了! (宋 施德操《北窗炙 录》卷下) 仁宗的赌,仁宗的快乐观,都有着活灵灵的现实意味。 仁宗知道他用的钱,是百姓的血汗钱,难得。都说小赌怡情,仁宗也只是想调节气氛而已,但他技不如人,输光后他十分清醒,那不仅仅是浪费百姓的钱,更关键的是对风气的**,民间如果都去效仿,结果可想而知。同样,他也以民间的欢乐为镜子,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兴旺的标志。 赌博的基因,一直顽强地潜伏在人的身体里,随时会爆发。 有不少���捉官员,除了色,便是赌了。赌只是他们敛财的方法之一,自以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钱,便是正当的,即便不正当,也属于灰色,心安理得。有甚者,也用公款去赌,如意算盘是,赢了再还回去,但往往一赌一个大洞。境内赌了不过瘾,去境外用公家的钱,用别人的钱,不心疼。 按说皇帝快活一下,无人敢说,历朝历代皇帝,也确实有无人比拟的快活例子,荒诞不经。 不说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么高尚,但皇帝能有民本**的思想觉悟,且付诸行动,也真是不容易了。 米从哪儿来 蔡京的孙子们,生活一向无忧无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知道劳动的艰辛。 有**,蔡爷爷和孙子们开起了玩笑:你们整天只知道吃饭,谁能告诉我,这米是从哪里来的? 一孙子急忙答道:米是从石臼里舂出来的。 蔡京哈哈大笑。 另一个孙子慢腾腾地更正:不对,我看见米是从席子里舀出来的。当时京师运米,都是用席子做成的袋装着的。 (宋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第十,《蔡京诸孙不知稼穑》) 官宦人家的孩子,不知稼穑之辛,基本上是普遍现象。 蔡大人高居相位,从他的角度看,也是在忧国忧民,下一代这么不懂事,还怎么接班呢?我这么忙碌操心一辈子,为的是谁,不就是为子孙吗?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告诫自己,富不过三代,太有道理了。如何才能让蔡家长久的大好形势保持下去呢?**的办法,只能从继承人上着手,要是将来的继承人,都能像他一样,深深爱惜权力,并深知权力带来的巨大好处,那就必须努力再努力,做一些必要的体力劳动,这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好办法。子孙们唯有吃过苦,才能吃得了苦;唯有吃过苦,才知甜中甜。 显然,这并不能全怪子孙们。其实,他的孙子们也是看见过劳动场景的,仆人们将稻谷舂成米,仆人们将米抬进仓库,米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要怪蔡的儿子们,怪他自己,忙于权力的纷争,忙于**的享受。 时光在延续,现代,许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不知道米是从哪里来的。 明代宋应星说的稻要经过八种灾难,种子入仓、撒播、鸟灾、成活、虫灾、烧禾、水灾、狂风阴雨,这样才能变成米,不过,这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 说到底,不知道米从哪里来,也是一种能力的缺失,一种人类自我更新能力的缺失。 两个洁癖狂人 谢景仁的居室干净素雅,他每次咳吐的时候,总是要吐在左右侍者的衣服上。吐完以后,允许侍者盥洗**。他喉咙里刚痒痒,咕噜一发声,左右都争着扯起衣服来接。 殷冲则和谢景仁完全不一样,那些要向他汇报工作的各类官员,必须穿着新衣服,否则不能走近他身边。 (宋 赵与时《宾退录》卷第七) 有人将谢景仁这种行为解释为:他有怪癖,吐痰要吐在侍者的手帕上。 因为“衣”可以用“布”解释。 但是,从宋史的记载看,应该是吐在侍者的衣服上,因为要给侍者放假**,所以,侍者争着来接,接了,**就不用干活了。 谢大官人是东晋的名士,他的这种行为,往好里说是不随地吐痰,往坏里讲,是只顾自己干净,而不顾别人是不是接受得了。 因为他的癖和别人的癖,明显不一样,他的癖,是以牺牲别人的尊严为前提的。而侍者们置尊严于不顾,只不过是贪图眼前一点小利而已,并不表明谢大官人可以逃过道德的评判。 殷冲怪是怪,还能理解。也许,自小他就喜欢闻新布散发出的那种特殊味道,冬天的棉被,经太阳的沐浴,那种特有的味道就很让人留恋,官员们总有一两身新衣服吧。 或者,他在小时候的某**,看到某乞丐某穷人的脏破衣服,气味难闻,自此落下病根,继而,演变发展成对旧衣的厌恶,看到旧的破的就不舒服,直到他有权力要求他的下属必须穿新衣来向他汇报工作。 殷冲怪癖的后果是,如果他喜欢一件件地闻,不重复地闻,那就麻烦了,常要向他汇报工作的人员,每天都得换新衣,那会是什么样的负担,即便是用公款,穿的是制服,也够呛。 没有人反对洁,只是,切忌成癖,一成了癖,就走进了死胡同,让人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