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韩愈及其生态观研究现状 韩愈是唐代****的儒家代表之一,其生态观可视为唐代儒家生态观的一个典型。目前学界对他的生态观尚未做出系统的研究,本书是一个创新。 **节韩愈生平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他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是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尊儒而排斥佛、老的儒家代表;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被尊称为“韩文公”,著作编为《韩昌黎集》。 重视学习可谓儒家的“一贯之道”,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即是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所谓的学习,核心在于如何做人。无论是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问》),还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都表明了原始儒家的价值取向在于提升自我、服务社会。这也成为后世儒者的向导。韩愈在谈及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 道:“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他把握住了儒家利他的价值取向。胸怀济世志向的韩愈在初到京城的几年中“衣食不足”,“ 日求于人,以度日月”。当时生活的窘境使他认识到“仕之不唯为人”。因此,韩愈在自己的志向中增加了生活保障层面,他指出:“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 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在此,韩氏说明了自己求学为官的低层次目的就是吃饱穿暖,养家糊口。这虽与人为谋生而奔波没什么不同,但是韩愈并没有停留在谋生层面,他没有把升官发财作为更高的追求。他所谓的更高追求,就是使其他人能够与他一样享受到优裕的生。这个追求是在他亲身挨过饿、受过冻,真正感受到普通人生存艰辛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它是朴实 而接地气的。困窘的生活,不仅使韩愈担忧家人,还使他同情万千如他甚至不如他的家庭。这种“与民同乐”责任担当,正是儒家价值观的体现。此外,对“生存”的深刻理解,不仅加深 了韩愈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也使他真实地体悟到了“生”对万物的意义。在《苦寒》中,韩愈不仅仅关注人自身的感受,还怜悯饱受严寒摧残的其他生物。可以说,韩愈以自身对“生”的体悟 ,深刻地诠释了儒家的济世之道。他所谓的“生”,是基于自身生存体验之上而产生的对他人乃至万物之“ 生 ”的认同感。在此,儒家的济世之道就是韩愈所说的“相生养”之道,它虽起 于对人类自身生存的认识,但它所要涵盖的则是对万物共生的关照。 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这也是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路径。韩愈的父亲和兄长都是地方官员,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韩愈幼年和少年时期相继去世。韩愈取“愈”之超越之意激励自己超越父辈。他在十九岁时踏上求仕之路,当时他“壮气起胸中”,对未来充满自信。他有一首《芍药歌》:“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翠茎红��天力与,此恩不属黄钟家。温馨熟美鲜香起,似笑无言习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娇痴子无灵性,竞挽春衫来此并。欲将双颊一睎红,绿窗磨遍青铜镜。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诗中以艳丽夺目的色彩、沁人心脾的浓香、“天力”“天女”的精巧,展现了意气风发的少年对彩世界的感悟。这其中的张扬与活力既是对花的生命力的 捕捉,也是对正当少年的韩愈自身充沛生命力的写照。然而,好学、有志向、有才华、有气节、有自信的韩愈不仅没有一步登科,还连受挫败。他的出仕之路甚为坎坷。韩氏曾说明 因“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而“四举而后有成”。他花费六年时间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才考中进士。尽管如此,二十五岁能考中进士的他已是幸运儿。然而,要出仕他还要通过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辞”,为应对这样的考试他作了一些“类于俳优者之辞”的文章,这使得韩氏“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在又经历了两次连续失败后,二十八岁的韩愈三次上书宰相,表明自己的志向 与抱负,然而均未得到回应。这样继六年科考之后,他又用了八年时间参加了四次吏部考试才过关。在十四年的不断挫败中,韩氏真实地认识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他回顾二十年的求仕历程时曾说道:“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尽管如此,韩氏真正在朝为官时仍然坚守了大无畏的精神。 韩愈直到三十四岁才入京师做了国子监四门博士。三十六岁晋升为监察御史。对于“四十而仕”的一般情况,韩愈也算是成功者了。同年,为了灾区百姓的生存,针对当时京兆府尹李实上报的丰收乐业的虚假业绩,韩愈敢于揭露真相,在上奏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如实描述了“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的惨状,并请求暂缓征税。然而受此事影响,韩愈被贬阳山,在阳山任职三年。经历了起起伏伏,因平定淮西乱,而晋授刑部侍郎的韩氏又因《论佛骨表》触怒了龙颜。此时五十二岁的韩愈从刑部侍郎贬谪至潮州。 阳山和潮州的两次贬谪经历见证了韩氏对儒家济世情怀的坚守。在此期间,他不仅创作了反映地方特色的诗文,而且还有对儒家学说的深刻思考。其中《原道》《原人》《原性》对儒家的人道、人性做了进一步发挥。《答陈生书》论述了天、自身、仁义之间的关系,韩愈得出“病乎在己”的结论。《争臣论》则表明了君子应“悯其时之不平”“兼济天下”“死而后已”的信念。韩愈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是一名坚守信仰的儒者。从这个角度看,韩氏关注更多的是人及其生存问题。他将儒家之道阐释为“相生养之道”,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说明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突出了对人类能力、智慧和德性的赞扬。在生存这一前提下,圣人“一视而同仁”的自然观仍不免带有功利的色彩。但这里的功利性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恰恰是儒家济世担当的一个表现,他们站在大众的角度理解和同情大众生活的疾苦。他们赞扬那些引导民众改造自然环境以创造生存条件的圣人。而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一视而同仁”是圣人的原则,也是儒者应遵循的规则,这不是约束民众的教条,而是儒者自我约束的规范。韩愈赞扬引导民众改造自然的先圣,同时他也说明了在重视“生生”之德的儒先圣那里,他们对待凶残、丑陋的动物也是以驱赶为主,并非赶尽杀绝。韩愈的《鳄鱼文》生动地再现了儒家驱赶凶兽、教化民众的方式。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韩愈时常以天人感应、人物互感等内容劝人从善。因此可以看到韩愈对一些动物的仁爱,一方面是出于对儒家仁爱原则的贯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动物自身神秘性的敬畏。 在儒家人道的规范下,韩氏与自然物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其突出的是人对于自然物的仁爱。而作为诗人的韩愈则有与自然物之间的双向交流。事实上,韩愈*初是以“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身份而广为人知的。这种身份下的韩愈是思辨、细腻而又感性的。在他描写季节、植物、山水的诗中,自然物不再被视为生存资源或神秘物,而是生命体,人既不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关心它们,也不必以盲目崇拜的心理去畏惧它们,人与自然之间是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交流。如在《南山诗》中,他描写了四季变换中的多彩南山,发出了对自然造物的赞叹。总之,韩愈不仅阅历丰富而且还有多层身份,不同阶段、不同角色中的他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以往学者们大多关注其道论、人性论、斥佛、诗论、文论等方面,而对其生态观并未设为主题加以系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