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电视制度变迁
**节 中国电视制度变迁
任何**的传媒制度总是服务于传媒的基本性质,传媒的基本性质又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制约。以此为基本逻辑,北京大学博士钱蔚女士在《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以1978年为界,分两段对我国电视制度变迁做了精彩论述,本节对该书中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概括和延伸。
一、l 958年至l 978年我国的电视制度
(一)1978年前传媒的基本性质
从1949年到l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近30年时间里,中国政治与经济大环境有两个特点: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上贯彻“以**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全民政治化,政治运动频繁,是一个“全能主义政治”的时代。这���个基本特点直接影响了当时传媒的性质。
我国对传媒性质的界定主要体现在*高领导人的指令和中共**的有关文件中。1948年11月8日,中共**《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明确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个**、党派和社会团体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关于传媒的定位本来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可惜没有坚持下来。
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等人对新闻媒介指责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1957年5月中旬,由党内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这样的大背景强化了报纸是**斗争工具的性质。可以说经过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和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新闻媒介彻底由传播媒介转化为**斗争的工具。
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5月。建台之初,**广播事业局提出北京电视台的任务是: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极“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占上风,电视的多种功能也逐渐被单一的宣传功能所取代,只有政治灌输,没有信息观念。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1958年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广播是**斗争的工具,是工人**和全体人民手中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它的任务是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揭露和打击敌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电视代表党和政府说话的职能被无限放大,成了极“左”政治的“传声筒”,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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