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醒来后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说话,她说她在新闻里听到苏联从东边入侵了波兰。侵略难道没有尽头了吗? 我发现父母正在看着窗外,便也走了过去。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一丝丝微风拂动着窗帘。我看到有几个犹太人正在清扫我们家门前的瓦砾。 母亲抱住了我。当道路清扫完毕时,我们看到了行军的德国队伍,仿佛一群带着大堆行李走向宿舍公寓楼的租客。打头阵的是一排卡车,后面跟着步行的士兵,*后是站在坦克上神色傲慢的军官。幸好祖萨娜今天早上去医院了,不用目睹这样的场景。 在我们看着军队走过时,母亲去为父亲泡茶了。我竭尽全力地使自己镇静下来。我想,也许我们不出声,他们就不会过来打扰我们吧?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数窗帘上绣着的鸟儿:一只百灵、两只燕子、一只喜鹊……喜鹊是不是死亡的征兆?卡车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我深深地呼吸,想要缓解一点儿紧张。好像有人走过来了?“出去,出去!”一个男人高声喊着,随之而来的是可怖的军靴的踢踏声。 有很多人走近了。 “离窗户远点儿,卡茜亚。”父亲说着退了两步,虽说他的语气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也很害怕。 “我们该藏起来吗?”母亲低声问道,并把她的戒指翻了个面,藏进手心里。 父亲走到门边,我在心里不停祷告着。伴随着一句命令,我们听到门外响亮的应答声,紧接着是卡车开走的声音。 “我觉得他们要走了。”我低声对母亲说道。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把门打开!” 母亲紧张得动弹不得,父亲走过去打开了门。 “你是艾德尔伯特·凯兹莫里克?”那个党卫军军官大步走进来,傲慢地问道。 他的身高大约比父亲高出两掌,因此他进屋时看起来差点儿要撞到门框。他和部下都穿着纳粹党卫军制服——漆黑的靴子,头顶的帽子上有一个恐怖的骷髅图案。随着他越走越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有股丁香味口香糖的气息。他看上去生活很好。而且他把下巴扬得老高,以至于我能一清二楚地看见他的喉结附近贴着一小片纸——小小的剃须刀竟能让纳粹党人也见了点儿血。 “是我。”父亲尽可能平静地回答道。 “你是邮政通信**的负责人?”父亲点了点头。 两名警卫上前架着父亲的胳膊把他拉走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头多看我们一眼。我想要跟上去,但那个高个子军官伸出警棍拦住了我的去路。 母亲跑到窗边,瞪大了眼睛喊道:“你们为什么要带走他?” 瞬间我感到如坠冰窟,难以呼吸。一个更精瘦矮小的党卫军走了进来,手上抱着一个装面包的油纸袋。 “你丈夫都把文件放在哪里?”高个子军人问道。 “反正不在这儿。”母亲说,“你们没有抓走他的理由。” 母亲站在那里,手紧紧按在胸口上。那个瘦警卫开始翻动屋子里的抽屉,把他能找到的纸张都塞进袋子里。 “你们有没有任何短波通信设备?”高个子军官问。 母亲摇了摇头:“没有。” 当我看到另一个警卫打开柜门,把我们仅存的一点儿食物扔进他的袋子里时,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 “所有的物资都属于第三帝国,”高个子军官宣布道,“届时会有配给卡发放。” 几罐豌豆罐头、两个土豆,还有一个极小的卷心菜都被收进了油纸袋。然后,那个瘦警卫抓起了一个卷着的纸袋子,那里面是母亲仅剩的一点点咖啡。 她试图把它夺过来。 “噢,拜托了,让我留着这点儿咖啡吧?我们只剩下这些了。” 高个子军官盯着母亲看了几秒钟:“给她留着吧。”于是,他的部下把咖啡放回到柜台上。他们彻底搜寻了我们那三间小小的卧房,拉开衣橱的每一层抽屉,把袜子和内衣翻得满地都是。 “有没有私藏武器?”在部下搜索衣柜时,高个子军人问道,“还有没有藏别的食物?” “没有。”母亲回答道。这是我**次听到她撒谎。 他逼近她:“你想必知道,根据第三帝国下的规定,私藏这些东西是死罪。” “我知道,”母亲说,“如果能让我见我丈夫……”我们跟随着他们来到花园,这块泥土地上一下子站上这么多人,显得它越发狭窄。花园乍看之下并无异常,但我们上周埋东西的位置显得有些过于平整。我数着那军官走向院子的步数,五步、六步、七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察觉到我的膝盖正在颤抖? 母鸡希纳踱到我们埋东西的地方,开始啄土找虫子吃。上帝啊,我们的铁锹还堂而皇之地立在后屋的墙边,上面还沾着泥土。他们会把我们带去卢布林监狱吗?还是会就地把我们枪毙?我能想象出父亲回家后看到尸体的样子。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高个子军官一边说一边靠近那片地方。 八步、九步…… 我屏住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