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
世界总人口的估计数在1800年是8.5亿左右,现在则为18亿。在一又三分之一世纪中,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这种****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种种发现与发明造成如下结果:生产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企业被组织起来;劳动生产率有计划地提高;交通与通讯工具在世界范围得到巨大改进;法律被系统地加以整理,有效的警察制度被建立起来,公共秩序由此得到保证。上述这些结果合起来又大大地提高了预测工业和商业活动后果的���力。现在,庞大的企业能够通过一个**来指挥,哪怕它们的雇员多达几十万,触角伸及世界各地。
这项发展与生产和分配活动的合理化相联系。决定之作出,依据的是知识与计算,而不是本能与欲望。这项发展同样也与机器化相联系,一切工作都在每一个有关的人都须遵循的详细的规则与规章下进行。过去,人们在这类事情上通常是等待“事情的自己发生”而无所助力。现在,他们却预先设计好一切而不是听任机遇的安排。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单个工人在许多方面几乎等同于机器零件这样的结果。
今天的人口所以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全是由于这样一架各部件彼此相接而运转起来的巨大机器,每个工人都是其中的齿轮上的一个牙齿。由此,我们的基本需要就由****的**率来满足。离我们现在不远的19世纪初叶,德国还发生过饥荒。瘟疫带来浩劫,婴儿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活到长寿之龄。今天,在西方的文明国度里,和平时期的饥荒并无所闻。1750年,伦敦居民的年死亡率是二十分之一,如今仅至八十分之一。由于健康保险与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今天已经没有人再面临饿死的威胁,而这种威胁过去曾是整个欧洲人口的命运。相反,在亚洲,这种危险却仍然司空见惯。
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并不是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进行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的结果。在这个系统中,合理化与机器化将无数来源不同的因素汇合成巨大的洪流。这样得到的总结果不是一种把人当做低级动物的奴隶经济,而是一种由独立人格形成的经济。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扬良好的意志与自愿合作,是使整体运转正常的根本条件。因此,这架机器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民主。不再有人能够按照一个预想的计划去武断地决定群众应该做什么,因为,普遍的赞同与容许在今天是不可缺少的。这架机器的运转实际上是无数个人意志张力的一种合力,这些意志张力,尽管彼此有冲突,却*终联合起来发生作用。从长远看,个人所作的事决定于他作为一个生产者所具有的功能。所以,虽然所有工作都是有目的的,但并无整体上有目的的经济。
在*近两个世纪里,在这一关于生活秩序的观念的基础上已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由于一般意识所理解的技术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愈益成为历史事变进程的决定因素,关于这些发展的知识就逐渐成为有关人类事务的科学。这一点说明了何以一条看似简单的原理,即有目的地、合理地安排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的原理,却呈现了如此复杂的面貌。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调节与控制,但它们本身从未完整地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连续不断地改变形态来保持自身。
第二章 群众统治
技术性的生活秩序与群众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供应的庞大机器必须适应群众的特性,它的运行必须适应所能获得的劳动力的数量,它的产品必须适应消费者的要求。因此我们推论:群众必须统治。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不能统治。
群众的特性
“群众”一词含义模糊。如果我们指的是同时代人的一种未经分化的聚合体——这些人处于某一特定状况中,并且由于全都承受到某些相同影响的压力而形成一个统一体——,那么,显然,这样的聚合体只能在短暂的时间中存在。如果我们将“群众”用做“公众”的同义语,那么它就指由于共同接受某些观点而在精神上彼此相连的一群人。不过,这样的一群人界限模糊,分,层不清,尽管往往是典型的历史产物。然而,如果“群众”指这样的人群聚合体,即,他们在某种生活秩序的机器中如此接合起来,以致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和特性具有决定作用,那么,他们就形成在我们的世界中持续起作用的有效力量。这种力量若在“公众”或“群伙”中却只是短暂地表现出来。
古斯塔夫·勒邦曾有力地分析了作为“群伙”这类暂时统一体的群众所具有的特性——冲动、易受暗示、不宽容以及无常易变。“公众”则是一种幻象,是假定在大量的并无实际相互关系的人们中存在着的意见的幻象,尽管这种意见并不实际出现在公众的组成单元中。这种意见被当做“舆论”来谈论,但却是一种虚构。个人或群体求助于它来支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它幻影般地难以捉摸、易于消逝。它“忽此忽彼,忽来忽去”,虚无缥缈,可是却仍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赋予大众以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一架机器中被接合起来的种种群众,其特性并非各各相同。体力劳动者、拿薪水的雇员、医生、律师,并非彼此简单相加而形成群众。其中每一种人都是潜在的个体。但是,无产**、**行业的全体、某大学的全体教师等则各自分别地联合而成接合起来的“群众”,因为,事实上,联合体的多数决定了其所有成员的性质、行动与意志。人们可能期望人的本性的通常品质到处都起支配作用。“群众人”(mass-man)的通常性质表现于大多数人的举止行为中,表现于通常所买、通常所消费的东西中,表现于你在必须同“群众中”的人打交道时一般所能期待的情况中——这一切都不同于个人的“一时喜好”。正如某家庭的预算反映了该家庭成员的趣味一样,一个**的预算(如果它是由多数人来决定的话)也表明了该**的大多数成员的兴趣。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个人所需花钱的数量,那么我们就能从他告诉我们“我买不起这个东西,但买得起那个东西”这一点上推知他的特性。同相当多的人接触,我们就能知道,一般说来,我们能够从这些人那里期待什么。几千年来,在这些方面的判断引人注目地雷同。“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但他们也厌倦于无所事事,总是要猎奇求新。
但是,除此之外,一个接合起来的群众还有其他品质。在这个意义上讲,并无全体人类的“群众”,只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它们形成、分解、又重组。凡通过稳定的效能有组织的投票表决来决定所将发生的事情的团体都是接合起来的群众。个人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群众中都只被视作许多具有同样权力的单元之一。然而,这些接合起来的群众是人生存的某种特定的历史结果的可变的、多样化的和暂时的表现形式。不过,接合起来的群众有时也能以非常的方式表现自身,表明它们自己有能力应付非常的情况。虽然一般说来群众要比个人较为迟钝,较少修养,但在特别的场合,它可以比个人更精明、更深刻。
群众的影响
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的人不再是他自己的孤立的自我。个人融化在群众中,不复是他在单独自处时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在群众中成为孤立的原子,他个人对存在的追求被牺牲掉了,因为某种虚构的一般品质占据了支配地位。不过,每个个人继续对自己说:“他人所有,我也要有;他人所能,我也能。”因此,在暗地里,嫉妒依然存在,渴望享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以及比别人更大的重要性的愿望也依然存在。
这种不可避免的群众效应,在今天,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接合而得到了加强。群众的统治影响了个人的行为与习惯。执行某种在某一方面将被视作对群众有用的功能已变成义务。群众及其机器是我们至关重要的兴趣的对象。群众是我们的主人。对于每一个只看见事实的表面价值的人来说,他的生存依赖于群众。因此,关于群众的思想必定决定了他的活动、他之所虑以及他的责任。他也许会因为群众一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鄙观群众,或者会认为全体人类团结一致的状况在某**注定要成为现实,或者,虽不否定每个人对所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却仍然多少与之保持距离_然而,这责任始终是他不可能躲避的。他属于群众,尽管群众是一种威胁,会使他陷入巧言令色和群体动乱之中。即使是一个接合起来的群众,也始终有着非精神和无人性的倾向。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
当群众秩序的巨大机器已经巩固的时候,个人就不得不服务于它,并且必须时常地联合他的伙伴来整修它。如果他想要以理智的活动来谋他自己的生活,他会发现很难这样做——除非同时满足多数人的需要。他必须提倡使众人愉快的事情。众人的快乐来自饮食男女和自命不凡。只要其中的一项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他们也需要有某种自我认识的方法。他们想要被引入可以想像自己是**的方向上去。他们并不想要自由,但乐于被看做是自由的。凡欲迎合他们趣味的人必须创造出实际上普通而平庸的东西来,但要貌似不平凡。他必须赞美或至少肯定某种东西普遍地合乎人性。凡越出他们的理解力的事物都与他们不能相容。
任何想要影响群众的人都必须诉诸广告艺术。今天,即使一场思想运动也需要吹捧的热潮。那平静而朴实地从事活动的岁月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你必须让你自己始终为众人所瞩目。你必须演讲、发言、追求轰动效果。但是,群众机器缺乏真正崇高的象征,缺乏庄严。没有人把节日的庆典当一回事,甚至庆典的参加者都是如此。在中世纪,教皇常常举行近乎**式的欧洲巡历,但是我们今天就很难想像,比如,在美国这个目前世界权力的**会有这样的事情。美国人不会郑重其事地对待圣·彼得的后继者!
第三章 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
一种特别地属于现代的冲突,给生活秩序设定了界限。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
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他通过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起。人并非作为孤立的单元而生存。在家里,他是家庭成员;在群体中,他是朋友;在这个或那个具有**历史起源的“牧群”中,他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之成为他现在这样的人,是由于某种传统,这种传统使他能够模糊地回顾他的开端时期并使他对他自己的以及他的同伴的未来负有责任。在他从过去的遗产中创造出来的世界里,只是由于具有继往开来的长期观点,他才获得了实质的保证。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浸透了一个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这世界无论多么
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他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是一个狭隘的空间,对它的占有使他得以分享人类历史的总体。
为满足群众需求而形成起来的技术性的生活秩序一开始确实也保存了这些人类的现实世界,因为它供给他们以生活用品。但是,终于这样的时候来到了: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这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或形成的了。每一样东西都应一时的需要而来,然后被用完,然后被扔掉。就连住所本身也是机器的产物。环境变得非精神化了。白天的工作自行其是,不再组合到工人的生活要素中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使人失去了他自己的世界。人就是这样地被抛入了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
但是,人作为个体,拒绝让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这种秩序只会使他成为为维持整体而起作用的一种功能。当然,他可以借助于1000种关系而生活在这架机器中,他依赖这架机器并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是,既然他已经成为一只齿轮上可被替换的单纯的轮齿而与其个性无关,那么,若无其他方法可以表现他的个体自我,他就要反抗。
然而,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直接的自我意志是推动他前进的主要力量,因为他受到一种盲目的欲望的激励,想要得到伴随生存斗争中的成功而来的利益。可是,自我表现的冲动又驱使他去冒难以预测的危险,这些危险关系到他的生活资料的保障。在这两种矛盾的冲动的压力之下,他的行动可能干扰生活秩序的平静与稳定。结果,生活秩序的紊乱在一种双重的可能性中包含着持久的自相矛盾。由于自我意志给个体自我提供了空间,在其中,个体自我能够实现自己为实存,所以,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身体,它既可以使后者毁灭,也可以——在有利的情况下一一使后者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