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Aquinas 生平与主要著作
多明我修道会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成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托钵修士传道会( the Order of Friars Preachers)的成员而度过的,这个以多明我( the Dominicans)而著称的托钵修士传道会,在阿奎那出生 10年前的 1215年形成。在 12世纪末 13世纪初,伴随持不同立场的形形色色的卡特里派( Cathars)基督教团体的产生,一场危机席卷欧洲南部。简言之,他们都认为,既然世界存在着一个善的、精神的源泉,那么也必定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恶的本源。如果上帝的一切都是善的,便无法解释人类在物质和道德方面的腐化堕落。道德堕落时常与个体的物质贪欲密切相关,邪恶及其物质领域必然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精神王国的起源,其结论是:在世界上必定存在着一个作为物质王国及其所有恶之本源的邪恶之神及其使者。
多明我会作为一个修道会,反对这种与基督教正统信仰相对立的运动。西多会( Cistercian Order���的成员们试图指出卡特里派诸多观点的非正统本性,但是他们自身奢靡的生活方式向卡特里派表明他们已被卷入了物质世界,并使自身缺乏竞争能力。在坚持纯朴与贫穷的生活方面,多明我会是较为成功的。在其教义当中,道德因素是多明我会**关注的对象。1207年,多明我会开始在法国南部毗邻卡尔卡松( Carcassonne)的普鲁伊勒( Prouille)建立一所学校,重新教育那些沦为卡特里派成员的年轻妇女,返回多明我会这个具有共同信仰的团体。教育对于这一计划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1208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建议传教士应该捍卫基督教信仰,应该倡导美德、反对邪恶(Mulchahey 7)。*终,图鲁兹( Toulouse)地区的主教富勒克斯( Foulques)认识到他所掌管的牧师不足以通过教育完成彻底清除卡特里派危害的任务。因为他的牧师难堪重任,因此他便向多明我会求助,在 1215年任命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牧师团体,享有在富勒克斯辖区内倡导反对卡特里派的特权。这种责任使得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小团体的多明我会面临着更大的教育使命。
在获悉多明我会的成功之后,教皇洪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于 1217年将多明我会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并且扩大了他们进入教堂的特权。为了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并获得合适的人选,他们在遍及欧洲的主要教育**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并将其成员于 1217年派往巴黎,于 1218年派往博洛尼亚(Bologna),于 1220年派往帕伦西亚( Palcencia)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于 1221年派往牛津( Weisheipl 23)。这些专门机构的成倍增加,标志着多明我会在吸收新成员方面的成功,其结果是出现了通过研究、讲授和传道捍卫信仰的修道会,多明我会及其追随者也通过这种方式成为欧洲的知识精英。
关于多明我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其每一个机构中都至少有一名神学“博士”。起初,这些教师至少从事四年的讲演,到了 1230—1240年间,他们经常在多明我会的**研究机构中接受教育,而这些研究机构多设在大学内。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设在高等学府,还是设在未开化城市的多明我会的专职机构,都有一名训练有素的专家做高水平的讲演,对于那些高等学府则更为经常,其主要目的是为传道和聆听忏悔而培训地方的多明我会会员。
多明我会之所以能够在各修道会中鹤立鸡群,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明我会对教育的关注,为此,多明我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使所有的成员都能够达到较高的知识水平。由于多明我会的演讲活动对公众开放,它对于提高欧洲的教育水平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生活在城镇中的成百上千的人民能够聆听这些
演讲。事实上,考虑到 13世纪大学的数量仍是凤毛麟角,为公共服务的多明我会知识分子,在促进欧洲教育水平的提高方面功不可没。到 13世纪中叶,这些演讲时常讨论逻辑学、科学、伦理学和神学。神学经常使用哲学术语,并通过不断扩大的论证来确立自己的主张,也正是如此,使得神学一直保持着对哲学的兴趣。作为一个将知识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的一员,阿奎那将被培养成一名为大众服务的知识分子,一名与特定时代紧密相连的多明我会会员,而不仅仅是一名生活在观念世界之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
卡西诺,1225—1239年
1225年,托马斯·阿奎那出生在意大利中南部一个**家庭,他被抚养在处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阿奎诺( Aquino)乡村的洛卡舍卡( Roccasecca)家族城堡中。他是家庭四个男孩中*小的一个,他还有五个姐妹。在阿奎那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兰多弗( Landolfo)爵士将他送到家乡附近的卡西诺隐修院,以献身神圣的修道事业。这个古老的修道院是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的一个主要的修道院,本笃会于 6世纪由本尼狄克( St. Benedict)所创( Torrel 4-5)。这种安排使得阿奎那能够在教会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引导他进入祈祷和研究的生活。他开始学习数学,并使用拉丁文进行阅读和写作,因此拉丁文也成为他所有著作使用的语言。他还通过在白天、夜晚等不同的时间参加集体的祈祷活动而背诵赞美诗和圣诗(Weisheipl 11)。把*小的男孩安排到修道院在那个时代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种安排使得阿奎那也成为献给教堂的一件礼物,因为他的男性继承权给教堂带来了土地和财富。也许有朝一日阿奎那将会成为掌管和控制整个修道院资产的修道院长。
那不勒斯与多明我会修士,1239—1245年
据考证,在经历了动荡的 1239年之后,修道院院长建议兰多弗将阿奎那从卡西诺送往那不勒斯的一个综合性研究机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大学的那种机构。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克二世( Frederick II),为了培训更好地为其服务的青年,于 1224年开设了这所学校。他推动了哲学和医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推动了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及其评论者的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工作。阿奎那开始使用拉丁语阅读亚里士多德及其伊斯兰解释者阿威罗伊( Averroes)、阿维森纳( Avicenna)的著作。在那不勒斯的五年间,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致力于逻辑学、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学习。他也有可能开始阅读迈蒙尼德( Maimonides)的著作,迈蒙尼德是一个重要的犹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物。也许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和认识多明我会,并成为该修道会的一员。
在接受自由艺术和哲学教育的过程中,阿奎那开始对多明我会产生兴趣。本笃会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地方,而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 Franciscans)一样,则将修道会建立在 13世纪的繁华都市之中。多明我会于 1227年落户那不勒斯,三年后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并成为知识分子加入多明我会的一个通道。尽管我们没有阿奎那早期经历的纪录,但可以想象到,他一定深深地为修道会关注的学术热点及其对生活美德的巨大关怀—所有这些都是正在出现的西欧城市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吸引。多明我会会员都是乞丐,不能拥有财产,他们过着边工作边乞讨的生活。这构成了中世纪修道院财产制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早期基督徒福音式贫穷生活的效仿。这种生活方式在中世纪*负盛名的修道院得以确立,有利于弘扬早期基督教的生活美德。
巴黎,1245—1248年
大约在 1244年,也就是阿奎那 19岁的时候,他加入了
多明我会。从那时起,阿奎那开始在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高墙内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巴黎大学度过的**个时期,即 1245—1248年,阿奎那在圣雅各(St. Jacques)的多明我修道院进行研究,使他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化。这使得我们可以了解人们说阿奎那曾经在巴黎大学从事过研究和教学工作意味着什么。由于受多明我会的委派,他确实在这里从事过研究和教学。他不仅与巴黎大学联系密切,而且与多明我会的教授和教育传统关系更密切。当他继续接受艺术与哲学教育时,他必然要参加大阿尔伯特( Albert the Great,大约 1200—1280年)的神学演讲活动,大阿尔伯特当时已经作为多明我会的为公众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享有盛誉。
科隆,1248—1252年
1248年,在知识素养逐步提高并经受过哲学训练之后,阿奎那被指派到科隆( Cologne)一家新的**研究院,跟从大阿尔伯特进行学习,以便进一步深造。他们一行人到达科隆时,适逢哥特式大教堂的奠基活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哥特式建筑风格与中世纪阿尔伯特和阿奎那的神学主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阿尔伯特对自然科学有着特殊的兴趣,而且是亚里士多德和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 Neoplatonists)的忠实读者。在加入多明我会之前,他曾在帕多瓦( Pudua)接受教育,帕多瓦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之一。不久后,他受多明我会信徒之邀,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解释,以便帮助多明我会的普通会员更好地理解这位古代哲学家。考虑到阿奎那自己后来决定对亚里士多德进行评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阿尔伯特刚刚在巴黎获得讲演彼得·伦巴德( Peter the Lombard)《箴言录》( Sentences)的讲师资格。通过演讲,彼得的《箴言录》已经成为教授神学的标准。该书是 1150年彼得将所有涉及神学领域的重要声明与观点集中而成的著作,分为论上帝、造物、基督徒的生活以及圣礼等,其观点相互包容,但又似乎彼此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这本书很快成为大学和多明我会标准的神学专著。这本著作如果由一个演讲者进行演讲,需要四年的时间。事实上,这些演讲构成了以后数个世纪内**神学教育的标准内容。它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在于彼得的演讲包括了众多的—如果不是说全部的—意义重大的话题和重要的观点。
在阿尔伯特的教导下,阿奎那很快成为哲学和神学专家。在科隆,阿奎那聆听了阿尔伯特讲述由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teste)翻译成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他也聆听了阿尔伯特讲述狄奥尼西( Dionysius)(托名)的《神的名称》( Divine Names),这两部著作在阿奎那自己的手稿中都有记载。托名为狄奥尼西的人是一个重要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据阿奎那记载,阿尔伯特曾经在巴黎讲述他的著作《教阶》( Celestial Hierarchy),阿奎那自己也曾经在科隆讲述他的《神职的**》(Ecclesiastical Hierarchy)。这时,阿尔伯特正在准备注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Physics)。通过这种方式,阿尔伯特给阿奎那树立了典范,即作为神学家,为了准确地掌握神学,必须潜心研究哲学。他能够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概念与命题并将之融入神学。他研究诸如托名狄奥尼西者等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以便于从事讨论上帝与创造物等宏大的计划。在 13世纪中叶的拉丁语学术界,阿尔伯特以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传统而久负盛誉。
这一时期,由于阿奎那身躯庞大而又生性怯懦,被人们称为“西西里哑牛”。据说,有一次,一位同学帮助他理解阿尔伯特的演讲,在仔细地阅读阿奎那的注解后,那位同学清楚地意识到:阿奎那对演讲内容的理解比自己更好。听到这个故事,阿尔伯特安排阿奎那参加讨论各种有争议的问题。阿奎那表现得非常出色,以致阿尔伯特说阿奎那的吼声将会震惊全世界。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圣徒**的精神形成历程,当然这也许不一定是对历史上的阿奎那的准确解释。
巴黎:学士和硕士,1252—1259年
神学学士
阿奎那以多种方式评论了《尼各马可伦理学》和《神的名称》,并在多方面继续着阿尔伯特的事业。毫无疑问,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阿奎那在多明我会中的声望与日俱增。 1252年,阿奎那被派往巴黎讲述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录》。也正是在这一年 ,北意大利的**宗教裁判官维罗纳的彼得( Peter of Verona)被卡特里派教徒刺杀,并在一年后被封为圣徒。当阿奎那着手在他的第二本关于《神的名称》的演讲集中思考造物主问题的时候,反对卡特里派的异端裁判所正在继续追查**行为的来龙去脉。针对卡特里派的二元论造物观念,他谨慎地提出了捍卫多明我会的观点:只有一个*初的本源或上帝(Aquinas 1997,63-71)。这体现了阿奎那演讲的现世性质,他并不是一个只有文物收藏兴趣的历史学家。
为了成为神学硕士,人们必须以学士的身份讲演《箴言录》。像阿尔伯特一样,阿奎那在其演讲中也吸收利用了不同哲学传统的思想,因此这些书面演讲稿也构成了他*初的伟大作品。例如,他在其演讲中援引亚里士多德多达 2000次以上,援引奥古斯丁( Augustine)达 1000次左右,援引托名狄奥尼西者 500次左右( Torrell 41)。援引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数字表明了他对逍遥派哲学( peripatetic philosophy)的研究和运用,而他对奥古斯丁和托名狄奥尼西者这两个基督徒观点的引证,表明了他对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运用。
在评论彼得·伦巴德时,阿奎那涉及了此前的大多数重要教父和中世纪的拉丁作家,包括奥里根( Origen)、希拉里(Hilary)、安布罗斯( Ambrose)、杰罗姆( Jerome)、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波伊提乌( Boethius)、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伯尔纳德(Bernard)、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以及彼得·阿伯拉尔( Peter Abélard)。阿奎那对于广泛综合这一系列作家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构成了西方哲学与神学传统的基本成分—有着敏感的意识。与伦巴德一样,阿奎那也继承了这种传统,他广泛地参加了这一延续不断的讨论。例如,阿奎那对于 13世纪有关《箴言录》的论述,包括大阿尔伯特和弗兰西斯科·波拿文都( Franciscan Bonaventure)于 1252年进行的讨论都非常熟悉。当时,这些讨论不仅涉及卡特里派,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涉及伦巴德所引证的文章时,哪一本书是阿奎那所读的原始书籍,哪一种观点来自《箴言录》及其评论并不明显。非常明显的是,借着评注伦巴德,阿奎那参与了连续不断的有关神与人的一系列重要题目的讨论。其结果是,他收集的有关讨论引证的情况、题目的选择、计划的确立等都对他产生了指导作用。阿奎那将《箴言录》作为对上帝创世过程 —它伴随着创造物向有着精神成分的上帝的复归—的解释来阅读。在伦巴德的著作中,不能领略到这种形象的画面,但却可以在阿尔伯特和波拿文都的讨论中找到。因此,理解阿奎那不仅需要将他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及其评论相联系,而且非常有必要将他与当时的神学讨论和争论相联系。
彼得·伦巴德未能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给予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著作在讲拉丁语的西方世界尚不能方便地得到。因此,当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引入到讨论之中时,他提高了当时讨论的水平。当然,在此过程中,他经常与阿尔伯特或波拿文都进行对话。与此非常相似的是,阿奎那对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运用则受益于狄奥尼西。如果说伦巴德在其讨论计划中仅对狄奥尼西稍有涉及的话,阿尔伯特和波拿文都则在他们的讨论中进行了更广泛的涉猎。
神学硕士
1256年,阿奎那成为神学硕士( Master in Theology),这是那个时代***别的大学头衔,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当时的“科学皇后”。作为神学硕士,他开始讲演单部的经文著作。阿奎那的��规教育已经完成,其领域涉及艺术、哲学、经文和神学。人们通常认为,艺术是哲学的必要准备,而艺术和哲学
是神学的必要准备。演讲彼得·伦巴德《箴言录》的目的在于
获得对手稿中那些博大精深的神学主题的宏观看法,这些主题通常是以哲学语言而出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对手稿的研究包括了其他科学与艺术。事实上,对哲学饶有兴趣的运用在对手稿的评论中屡见不鲜(Kretzmann and Stump 252-268)。
阿奎那还经常参加各种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主要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类讨论。公共领域争论的问题往往华而不实。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些讨论。以神学论争(Quodlibets)而著称的公共讨论往往自由选择题目,并指定在降临节( Advent)和大斋期( Lent)期间的某**进行论辩。对这些争论的记录和修订表明,这些争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兴趣(Aquinas 1983)。
比较注重实际的重要神学争论是私人争论。阿奎那作为多明我会的会员主要参加这种讨论。至少从 1220年开始,每一个多明我会的机构都会安排这种争论( Mulchahey 167)。对于地方的多明我会会员而言,参加这种向公众开放的知识分子的争论是极其重要的机遇。多明我会的第五代总会长、罗马的亨伯特( Humbert of Romans)通知会员们要在修道院的图书馆撰写论文,以准备参加争论( Mulchahey 170-171)。这意味着通过课堂训练撰写文本并不只是专家的工作,它们也反映了会员们的兴趣及其进行的研究工作。
作为巴黎的神学硕士,阿奎那在完成了早晨的演讲后,经
常到多明我会会员和学士当中参加私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