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1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1841,简称《本质》)和《未来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1843,简称《原理》)发轫,经过对布鲁诺?鲍威尔1841?D1843年的报刊类著作和论战类著作的讨论,转入卡尔?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后分析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1845,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5?D1846,简称《形态》)。本书的主题,在于一系列观念?D?D人的本性、人的善好生活、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D?D的“嬗变记”。这些观念所关注的是:为什么人关于这些问题会持有错误的信念,以及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否知道这些问题的真相;此外,这些观念还关注由知道真相而引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1841?D1846年这五年时间,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温室期”,是一个骚动不安的年代,此时对各种立场的标榜、批判、辩护和改造,均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人们普遍认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处于高速变迁之中。鲍威尔宣称,“在1841年值得关注的一本著作”,对于时代而言,到了1845年不可能“仍然具有价值”(CLF 126)。人们在这一时期发现了费尔巴哈*为重要的著作,以及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著作,此外还有马克思本人的,对于其诸多规范性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对于资本主义所做的不同批判极为重要的一些著作。
更为详尽的论述应该再往前追溯,追溯至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1835)和鲍威尔的《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2(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1841)。实际上,我或许可以进一步追溯至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18世纪的圣经批判家,比如雷玛勒(Reimarus)、塞姆勒(Semler)和艾科恩(Eichhorn)。不过,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圣经的细节并非我的关注点,我所关注的是他们的宗教批判怎样变成了哲学批判,并进而在马克思手里变成了对宗教和哲学批判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KHE 378/175;《导言》,第199页),马克思在1843年这样写道。几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DI 26/36;《形态》节选本,第30页)。我尝试论述这一转变过程,以及其所引发的概念性难题。基于这一目的,施特劳斯的著作可以忽略,并且相比卷帙浩繁的圣经论战著作,鲍威尔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完成的报刊类著作(稍稍涉及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著作)要更为重要。
评论家们曾经一再研究这些材料,不过,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这样一个难以归类的德国激进作家团体来说,我们仍然很难看到针对其中某一位成员的严格的哲学讨论。他们总是要么以先驱者的面目出现,要么以靶子的身份出现,并且不可避免地以马克思式棱镜所折射出的人物形象出现。[1]当然,他们既是马克思的先驱,亦是马克思的靶子。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以求透彻理解马克思的文本,这一点原本无可厚非。我在本书中的做法亦是如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恰当地阅读,即为了他们自身而阅读他们的作品。
当我们阅读费尔巴哈时,我们从中尤其会看出路德新教的认识论结构和精神转变目标的持续影响。这一传统直接地影响了费尔巴哈?D?D事实上它以两种方式施加了影响?D?D并且通过费尔巴哈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我所提出的马克思1844年著作中的证成难题,从根本上是源于费尔巴哈的下述尝试:一方面试图摆脱新教,另一方面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停留在新教的认识论框架之内。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影响问题;而对于马克思,这仅仅是概念的相似性问题。对于两位思想家,我的主要关注点均在于他们文本的内在结构,而非他们的历史前身(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讲,历史前身只是间接性的,即以费尔巴哈为中介的前身)。尽管如此,记住他们?D?D费尔巴哈*为明显?D?D所由以产生的宗教传统,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位思想家会有帮助。
我的研究从马克思曾经的导师费尔巴哈开始,3继而转到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和老师(或许还曾是合作者)鲍威尔[2],*后转向马克思本人。这项研究的终点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终点都是人为的,不过《形态》提供了一种显著的断裂。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在《形态》中**加以论述的,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全面研究是《形态》的自然产物。我并没有处理这些主题,我所关注的主题在马克思《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