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文集》:
司马氏对待士人的手段是很厉害的。他们所杀的士人,多为名士,如何晏、桓范、夏侯玄、诸葛诞等人,特别是嵇康。杀何晏那一次,是“天下名士去其半”;杀嵇康而向秀失图。任何一个朝代的更迭,士人的去就都关系至大。在魏晋的权力争夺中,同样如此。**的土人是依附于曹魏还是依附于司马氏,不仅关系到双方力量的消长,且亦影响到彼此政权的正义性。司马氏深知此点,对于依附于曹魏的士人,采用了残酷的杀戮手段;对于虽非依附曹魏,而亦采取一种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态度的嵇康,亦加杀戮。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杀嵇康比杀何晏等人对于士林之震动更为巨大。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嵇康却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处处以己之高洁,显司马氏提倡名教之虚伪与污浊。在玄风大畅的正始之后,要使名士们臣服,嵇康是非杀不可的。杀嵇康的目的,是借用这位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性命,使桀骜的名士们臣服。所加的罪名虽微不足道,而所引起的反响则极大。杀嵇康而向秀失图,说明此举之后,司马氏留给士人们的活动天地已极为有限。名士们除了进入司马氏政权之外,几乎已无���种之选择。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一代士风的转变于是乎开始。
从向秀的心态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士人心态的这种变化.在《思旧赋》里,深深地隐藏着他对司马氏臣服的内心的痛苦与悲哀。他曾经与嵇康一起过着自然任心的生活,而嵇康被杀之后,这一切都成了无可奈何的逝去的往事了,旧地重游的那种对于往事的深深眷恋与对于故人的悲凉思念之情,是那样地让人一读凄然。而贯穿在这些回忆与悲伤里的,是一重挥之不去的压迫着心灵的阴影。在这短短的一篇赋里,他两次提到嵇康被杀的情景:“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嵇康的死,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讯息:若果以如此之执着取一种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当亦以如此之结局了之。于是向秀人洛,向司马昭表示臣服;于是他做了晋室的官;于是他也从这一无可选择的选择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一条摆脱了死亡的恐惧与生之痛苦的全新的道路。从此,在西晋士人身上,我们便再也找不到执着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式的人物,再也找不到在依违避就中终生如临深履薄忍受内心痛苦的阮籍式的人物了。就整个一代士人而言,西晋士人的日子大多过得轻松愉快,他们与政权取一种合作的态度,并且合名教自然于一体。他们虽任自然,却不再承受反名教的罪名。
晋国始建之初,立朝大抵是两部分士人:一部分是司马氏的心腹之臣,一部分是名土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晋书,任恺传》提到了这一点,说任恺身边有一帮人,他们是庾纯、张华、温颐、向秀、和峤等,贾充身边也有一帮人,他们是杨珧、王恂、华廙等,于是朋党纷然。其实朋党的范围还要广些,司马氏的心腹中,重要的有何曾、王沈、裴秀、羊诱、荀颉、傅玄、荀勖、冯紞等人,其中尤以贾充、裴秀、王沈*为重要,时人曾为之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意谓亡魏者此三人,成晋者亦此三人也。何曾是司马炎登基的劝进者,王沈和贾充,都是弑**乡公,为司马炎扫清登基的*后一道障碍的功臣。这些人结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们在帮助司马氏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发挥过作用,他们是有晋立国的功臣。按之史籍,他们每个人这方面的情形,都可以一一找到佐证。他们的势力,主要来源于司马氏的信任。而另一部分士人,他们大多是入仕晋室的名士群体中人,他们中似还包括有裴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声望为世所重,立身也较为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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