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是*倒霉落魄的女人:少年丧父,高考落榜,离婚,失业,抱着脑瘫的女儿绝望奔走。
如今,她被美国媒体誉为**女人,成为跨国集团的总裁夫人。被美国国会授予“华人作家成就奖”,成为美国**社会的宠儿。
陷于困境的人们,能从本书中获得与生活博弈的勇气。

不放弃生命——“多余的老三”横空出世
生命之存在,于我,实在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甚而说,是一个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过程。
原本,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
年届四旬的父母,膝下儿女双全,再无生育之打算。生我之前,母亲曾又两次受孕,可怜我那“三哥”或“四姐”,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看上这世界一眼,甚至还没有长成人形,便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作为一组细胞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彻底断绝再次怀孕的可能,母亲干脆上了一只节育环,这在中国大陆是*为普及也*为行之有效的节育方式。
不知那个稚弱而顽强的细胞(还不能称之为“生命”)是如何穿越层层封锁和障碍,入住母亲的身体安营扎寨的。有**,母亲目瞪口呆地发现,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之下,自己竟然又怀孕了!
老三老四都命丧黄泉,老五有何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数年后,刚刚学会认字的我,无意中偷看了母亲当时的日记。关乎此节,母亲成天痛苦地犹豫:做掉?留下?留下?做掉……
随着母亲思想的每一次斗争起伏,我一颗心也高悬着,七上八下。
生?或死?这比哈姆雷特王子的问题更严峻啊!
父亲罹患重病在家休养,生命危在旦夕,用他的话来说:“身体里潜伏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当时自觉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写了一本自传,就是一封长篇的遗书。母亲自己亦瘦弱得像一张纸片儿,仿佛风一吹就会像风筝那样飘起来。
此种情形下,以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实在不可能有精力有能力有勇气再去生养一个孩子。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在有生之年把孩子抚养长大?
所以,母亲终于一咬牙去了医院,大义凛然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看到此处,我两眼发黑,手脚冰凉,绝望地想:吾之小命今可休也!
命运的峰回路转是这样的:医生做过必要的检查后,遗憾地告诉母亲,她的身体已衰弱到极点,再也经不起做手术的折腾,否则结果只能是母子双亡。
母亲傻眼了:这就是说,这孩子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医生沉重地点头。
母亲想了想,又问:可是,我宫里尚有一枚节育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会不会长成怪胎?
医生蹙眉凝思,良久,方谨慎作答:似乎还无先例。
母亲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与病塌上的丈夫惨然对视。事已至此,两人只有面对现实:认命!
汪老三,或者说,汪老五,就这样,在父母别无选择的情形下,在和节育环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拼命挣扎着来到了人间。
所以,在下之存在,纯属意外事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就是来了!
生命是上天的赐予,亦是自我的争取。这个不被欢迎、不受重视的生命是如此渺小和卑微,却又如此倔强而顽强!命运之多舛,出生伊始,便已拉开了序幕,这仿佛预示着我这一生注定不会是平坦的、通畅的、一帆风顺的。
对于我这个计划外产物,父母戏称为“多余的老三”。
所幸的是,这“多余的老三”出生前虽遭遇坎坷艰险,面世后五官四肢倒尚还健全,智商也未见有重大缺陷。那枚令母亲担忧的节育环也没有令我长成怪胎,它与我和平共处十个月后,彼此相安无事,共临人世。
父母高龄产子,气血两亏,我却并没有发育成营养不良的“豆芽菜”。相反,相较于哥姐的娇弱多病,我这个多余的老三更为强壮健硕,生机昂然。从小到大没住过一次医院,上窜下跳也没落下过一块疤,大不了一年半载的感冒一次,对食物的热爱仍毫不衰减,要这吃那。弄得父亲特纳闷,大惑不解地问母亲:“这孩子,患的是馋病吧?”
想来当初是自己哭着喊着强烈挣扎着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活着已经是讨了大便宜了,哪里还有资格生病或受伤?所以,我像一条小狗一般无风无浪地顺利长大,父母欣慰地总结说,这孩子,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比她哥姐好带,好养活。
山水浸润的童年
我的故乡,在贵州,那是大山深处一座风景如画的小城。
空谷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从版图上看,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城市。它离贵阳,离重庆,离每一个城市都很远,是掩埋在深山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座城市竟有幸兼而有之。那小小的温润美丽的城, 青翠葱笼的大山环城而抱.碧绿的湘江河宛如飘曳的玉带,穿城而过。阳光是难得一见的**,那里终年漂浮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便总有一种诗一样缠绵悱恻的情愫在空气中萦绕。
这个城市的底色是湿润的,阴柔的,雾一般扑朔迷离的。让人的心也莫名地漂浮着忧郁和感伤。
我的童年,没有蕾丝长裙,没有红皮鞋,没有会眨眼睛的洋娃娃,没有一切女孩子喜爱的物什。父母似乎压根儿没意识到我是个女孩,从没试图把我往“美女”方面发展,中性的装扮比较省钱和时间。我甚至没有上过幼儿园,哥姐都受过幼儿园的规范训练,从小懂得有组织守纪律,不知什么原因,“多余的老三”上幼儿园这回事却彻底地被父母遗忘了!于是,我整个的童年都被托付在山上。
不知如今还有哪个孩子的童年像我那样逍遥惬意,每天的功课就是混迹于一帮愣头愣脑的疯丫头傻小子当中,像一群不受羁绊的野马,呼啸着在山林里疯跑。
我想我前世一定是大山的精灵,因为我是那样地迷恋大山,那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在我眼里都有了生命,是我忠实的伙伴和朋友.我可以听懂他们的语言,感受他们的呼吸,和他们一起,在阳光雨露的浸润下,茁壮成长。
我们把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把草编成“戒指”套在指头上。我们捡蘑菇,挖野菜,采摘花红野果,大山从不匮乏令人心动的宝贝,从不吝啬用它的丰饶给小小孩童以惊喜和满足。
春天来了,满山遍野开满了鲜花,美得摧枯拉朽。我们会采下洁白的槐花,放在嘴里,甜甜的,一股清香。我们会将芳香馥郁的栋青花绑在衣服上,那余香绕梁三日而不绝。
从贵州出去的人不愿看山,因为再没有哪里的山比贵州更天然,更古朴,更充满野趣。
有时候路经幼儿园,从栅栏里往里望去,看见小朋友们手拉手,在老师的看管下玩着各种游戏,又羡慕,又同情。羡慕的是他们可以荡秋千,滑滑梯,吃点心——山上是没有这些“洋玩意儿”的。同情的是那么拘束地被关在一座有铁栅栏的园子里,活像一群被关在动物园里驯化得服服帖帖的小动物,不得自由地奔跑和呼吸,多么憋气啊!
而我,游荡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是多么自由自在,轻松惬意!我任意游荡于空旷广袤的大山中,独立潇洒如同君王!
有时想,我个性中某种叛逆的,狂野的,不安分的,桀骜不驯的元素,那种不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更不肯随波逐流,俯首言败的心性,追根溯源,皆始于没有进过幼儿园的童年,始于山水的熏染与浸润。
我的父母皆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在那个年代,高中生已经算“知识分子”,大学生简直比现在的博士还稀缺,所以,在那座小城,我的家庭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书香门第”,十分受人景仰和尊崇。
父亲温文儒雅,纯良忠厚。他一生蛰伏小城,并未做出如何惊天动地的大成就,这或许与他淡然超脱、不争名利的心性有关,又或许是命运的播弄。当一个学者也许更适合他一些,宦海的沉浮他却显然力不从心,后来虽然也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终究还是没大弄懂为官之道。多年后读到父亲的自传,我才了解到父亲原来也是一个奋斗者、求索者,尽管受年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很多努力都没有结果,宛如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又落下来,如此循环往复。他却为此牺牲掉宝贵的青春、健康、乃至生命。
我遗憾与父亲相守的时光实在太短暂,我又实在太年幼,加之父亲平素里又讷于言辞,我对父亲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如今我希望更深地走进父亲的内心,更多地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心迹,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却又再也找不到答案。
母亲是一个五官俊秀,身段苗条的女子。她不幸出生在一个所谓的“地主家庭”,戴上了“地主小姐”的臭帽子,一直抬不起头。她妄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陈腐落后的“地主家庭”里脱胎换骨,为此她一生都试图做出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顽强地与她身上那些娇滴滴、软绵绵的特质做斗争。她把鲜艳的蝴蝶结和绣花的长裙收起来,深藏于箱底,换了一身没有性别特征的黑蓝色布罩,她把一头瀑布般黑亮顺滑的长发绞短,变成电影里女游击队长一般干练的齐耳短发。她竭力把自己从外形上向那些铁手铁脚铁肩膀的“铁姑娘”们靠拢。她羡慕那些力拔千钧的女同学,混迹在男同学的队伍里,豪情万丈地扛水泥、抬石头,气吞山河。可先天弱质纤纤的她做起体力活儿来总是事倍功半,力不从心。体质的先天不足被解释成思想态度问题,这让她的革命总显得不够彻底,形式大于内容。
父亲是农村佃户的孩子,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做了一辈子党的工作,母亲亦虔诚地递交了无数次入党申请书。在那个红色年代,“政治生命”甚至可以大于父母所给予的肉体的生命。她一生*大的梦想是填表的时候,在“政治面貌”那一栏里,可以名正言顺地填上“党员”字样。每当父亲在讲台上讲“党课”的时候,她每场必热烈追随,眼光倾慕而尊崇。然而,也许由于“成分”问题,身为“直属党委书记”的父亲一辈子发展了无数的党员,母亲却始终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我从不曾见过父母年轻的时候。打从记事起,他们就都是老成持重、满面风霜的中年人了!窃以为,人到中年才做父母益处甚多,中年人更懂得怎样做父母,懂得如何疼爱孩子、教育孩子。不管是父亲坚持的“说服教育”,还是母亲奉行的“黄金棍下出好人”,他们都秉持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就算是挨了母亲的棍子,也是口不服心服的。绝不像有的小伙伴的年轻父母,自己打麻将输了钱就追着孩子一顿疯打,溺爱起孩子来又不分是非曲直,有时小伙伴之间打架,其年轻的父亲居然会挽袖上阵帮忙!实在是没谱儿得很!而年轻父母之间互相动口动手,打闹得鸡飞狗跳的情形,我家从不曾发生过,每当听见隔壁邻居的硝烟四起声,我就会站在父母身边,一边老气横秋地摇头深表惋惜,一边暗自庆幸此等不雅之行为与我家是如此绝缘。
在家里,母亲掌管着“经济基础”,父亲决定着“上层建筑”。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落在母亲瘦弱的肩上。从一日三餐的采买蒸煮,到一家老小的衣裤鞋袜,都靠母亲一双大学生的手来操持。七十年代的生活如此艰苦,母亲每天在家不是做着香肠酥肉等吃食,便是踩着缝纫机做衣服,连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以至于年幼的我一直没有认为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倒好像是一个自己挣工资的“家庭妇女”。直到后来了解到母亲漫长多舛而执着的求学之路,终于在三十三岁“高龄”大学毕业,成为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这就是为何父母那么晚才生孩子的原因),才悚然一惊,肃然起敬。
父亲决定着家里的精神风貌,虽然在一些家务琐事上母亲常对他念念叨叨,但在大事上坚决迷信和服从着父亲,**维护父亲在家里的尊严和威信。她盲目崇拜着父亲的才华,每每把父亲誉之为“文豪”,她自己则自谦为“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语文程度低”,连父亲写一封普通的家信,她也得意地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朗读,只觉哪一句话都精彩,哪一个词都妙不可言。话说回来,母亲似乎的确也颇为缺乏描述形容的才能。不管提起哪位漂亮女子,她总千篇一律地形容为:“眼睛鼓鼓的,鼻子拱拱的,一张长瓜瓜脸……”我和姐姐面面相觑:这说的是美女吗?分明就是一匹马呀!
哥哥则一直充当着“偶像”和“榜样”的角色。他童年到少年的历史基本是从辉煌到辉煌,一个斑点都没有。关于他的种种感人事迹和传说,一直在这座小城被当做“神话”和“传奇”广为传诵。我的中学老师每在讲完课后的闲暇,*大的享受便是津津乐道“汪克”的种种:汪克每次考试不但都名列榜首,还能把第二名甩出几丈远;汪克初一就在全国的**报纸上发表科幻小说;汪克是全市的体育标兵;汪克十七岁便考上闻名遐迩的清华大学……
这个哥哥,一直给我带来荣誉,同时也有压力。我不知道,从小到大一直背负着众人的殷切期盼和瞩目,会不会感觉累?我只知道,从进清华大学建筑系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以“拼命三郎”的姿态,为了自己的建筑理想狂奔在事业大道上。在这个浮躁轻狂,急功近利的年代,从他身上,我看到的确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不羡荣华富贵,不计一时得失,全心全意为了自己纯洁的理想而燃烧,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良知和脊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关于姐姐,不管在我的书里还是言谈中,我都极少提到她,以至于不了解的人都误认为我只有一个哥哥。其实姐姐和我亲密友爱的程度何止于超出哥哥几十倍!我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去往它乡求学,只有姐姐一直陪伴着我,从小我俩就睡在一张床上,相亲相爱,形影相随。
或许因为童年少有同性女伴之憾,我一直把获得同性朋友的赞许和首肯视为*高目标,执着地渴望寻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同性“知己”,为此我痴心地寻寻觅觅。每当有同性朋友出现,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把姐姐撇开,她似也毫不介意,可是,每当遭遇了种种友情的“背叛”,她却总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我身后,不离不弃。有位作家一生孤独,*后终于决定生一个孩子。她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给自己生一个并肩战斗永远忠诚的“朋友”!成年后的我终于明白,早在我出生之前,母亲便给我准备了一个终生相守、**忠诚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姐姐!这份友谊从来不需要我小心翼翼地去讨好和维护,因为它早已渗入血液,无可离弃。
我奇怪的是,为何在我的文字里极少出现姐姐的踪迹?——我生命中*重要*亲爱的同性朋友?一种可能是姐姐生性恬淡温和,欲望单纯,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过于平淡和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值得大书特书。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与姐姐走得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或许姐姐的内心远不像她的外表那般单纯平和,那是一个非常深广幽深的海洋,其中的内涵是我这愚钝之人所没有察觉的。
总之,我不懂得如何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姐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永远是*亲密友爱的朋友。她总是以我的想法为基准,总是坚定不移毫无原则地站在我这一边,对于我的任何决定,她都觉得大有道理,从不提反对意见。从性格上,姐姐遗传了父亲*多,敦厚忠诚,淡泊名利。
从小年长我五岁的姐姐就肩负起照顾我的重任,童年的我调皮淘气,不是把腿摔伤,就是把胳膊蹭破,姐姐的兜里永远有一盒小药膏,以便随时给我涂抹。每到晚饭时分,她便要接受母亲的委派满山遍坡地找我回家吃饭,有时找不着,无辜的姐姐回家便要被母亲指责一通。但她从不怨恨我,还是疼爱着我,怜惜着我,每次出门总自觉担起“小母亲”的角色,火车上有一个座位总让给我坐,有好吃的先让给我吃,还帮我洗头洗衣服……
至于我,多余的老三,虽然从客观上给父母带来了不少麻烦和负担,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荣誉和惊喜。
据说早在两三岁时,我便显现出过人的天资,聪明伶俐,活泼善辩,所到之处,无不惹人惊叹,纷纷谓之为——“天才呀”!
提及父母对我的管教,不管见到什么人,平素里寡言少语的哥哥就变成了“祥林嫂”,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说父母中年得女,十分地骄纵我,对他和姐姐一直都规矩严格、纪律严明,一到我这里一切的规章制度都发了水,走了样,父母对我的宠爱毫无节制毫无原则。这就导致了我性情的自由散漫,为所欲为,娇气任性。明证就是从小好吃的都让我一个人独占了,所以我营养充足,人高马大。而他和姐姐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材高度均未达到理想标准。
���愧,在下海拨虽然离国际名模的标准尚有不短的距离,但相较于父母的遗传,又生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哥哥对我如火如荼的“嫉妒”也是大可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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