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的政党——儒党 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 (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其思想和政治功能看,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初形成的雏形政党。 这两种具有雏形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多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
二 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的兴起。这个**, 就是春秋末期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士是周代世袭**社会的边缘**。士在商及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东周、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诸种姓, 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因此,春秋前的“士”**,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和士**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中一种边缘人或者所谓“多余的人”。所以到两汉时期,庶子甚至演变为竖子,成为一种卑贱之称和骂语。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名下之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和实体。根据周代的宗法制度,****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诸子”或者“庶子”,都是没有直接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则享受不到父辈的**身份与称号。而非**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一些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封之闲土日少,官禄事权也日分日削。于是, 在**和“士”的子弟中逐渐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虽有**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甚至有的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了所谓“游士”。 但是,游士们的政治身份是自由的,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三 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青年时代,他也是一个四处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于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中,孔子应是其中*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成了名擅一时的“名士”。其实,先秦诸子百家,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世袭**以外,多数人出身几乎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这种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有人攻击他门下多收庶子,举例是:“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宗法**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则为“竖子”。“竖子”其实是“庶子” 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以后,这成为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野种。但是,尽管宗法**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赋予一种新的道德含义的词语“君子”。 “君子”本来是指**,是一种**的社会身份。然而孔子之所谓“君子”,却不是以血统而区分,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具有高尚的学养和道德的人。因此,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庶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也称这种人为“君子”。 孔子使“君子”与“小人”由世袭**的称谓,变成为区别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这是一种舆论和道德评价人格的权力。 四 我曾经考证过,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之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的出身是一个**的私生子和被遗弃儿。其出身的母族颜氏地位颇卑微。孔子是一个**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上是直到他成年之后才被鲁国的**社会所追认的。孔子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社专于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特别是政治学术,是由**所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传播学术,而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招收众多子弟而教育之,是要传播一种信仰、建立一个宗派。他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当时被称为“儒者”。 在西方,据说*早聚徒讲学的人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密宗的学术团体,对一部分人讲授公开的内容,对另一小部分人讲授秘传的学问。毕达哥拉斯的学派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何新按:孔子*早聚徒讲学的所在地,可能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汶上)守后,得到了采邑(禄田),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u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孔子的这个儒者的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奉行以古代的“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儒党”。儒党一名, 古已有之,非我所创也。
五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更像一个政党。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控制政权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执政党。在武帝时期,这个儒者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复礼归仁”。而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历史上的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敛,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参看《论语·先进》) 晚年,孔子及其徒党被鲁哀公客气地请回鲁国。当时鲁国君王正在遭遇内忧外患:内则三桓特别是季氏公族强大,一再欺负侵凌鲁君;外则东方有齐国、南方有吴越,均欲吞并鲁国。鲁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儒党,形成一种制衡和卫护的力量。
六 由于孔子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所谓“述”,就是演讲和鼓动。 孔子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曾经明言:他治史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就是“借古非今”,以历史作为政治批评的工具,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古代的“六经”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一部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讲授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以解读古诗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所读解的诗歌中的政治寓意。所以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家如赵琯、王臧,都是通过学习《诗经》出仕从政的。) 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的“今文”家言。所谓“今文”的意思,就是现代派。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之所以兴起,主旨都并不在于为了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宣传理想,并且付诸政治实践。著书成为学者,并不是诸子的兴趣所在,孔丘、墨翟尤其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况、韩非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等重要的事。至于创立学说成为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救世的观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利于百姓(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一生恓恓惶惶,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 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司马迁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推崇孔子为一伟大革命家:“孔子自具主张,以其标准进退其人,评价古籍,经典中之尧舜,未必实有其人,乃出孔子之假托。所谓盛德美俗,未必实有其境,乃孔子虚构之景象。一言以蔽,所谓托古改制也。”其说破几千年之覆,可谓别具慧眼。 总之,孔子之伟大,并不是单纯作为所谓教育家或思想家而影响后世。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重大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家”团体,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在孔子身后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政治的传统。儒者在汉武帝一朝得到**承认,儒学遂成为支配中国传统政治近两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