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的战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落脚点”与“出发点”
70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七大预备会上发表谈话指出:“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10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这段谈话,让我父亲和他那些曾经参与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战友们感慨万千。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陕甘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十几块根据地中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和**红军开始长征后,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文献看,这个落脚点至少改变过七八次。俄界会议时,**还不了解陕甘根据地情况,对前途作了并不乐观的预测。翻过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从《大公报》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喜出望外,这才确定“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一路上看到不少由陕甘边苏维埃军委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签发的布告和标语,对此留下很深印象。据我父亲说,那时候陕甘红军已经知道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张贴了许多抗日救亡标语。毛泽东后来在保安**政治局扩大会上见到我父亲时,还是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我父亲原来这么年轻。
这是我父亲**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这次会议对他影响很深。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召开的。日本侵略军的不断挑衅,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也作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变。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张闻天所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都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并促使他思考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我父亲谈话,让他重返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因为就在我父亲随军西征期间,关中根据地损失殆尽。这种局面对于**在陕北立足是很不利的。我父亲重回关中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将关中苏区完全恢复,根据地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西安事变后,红军为了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主力大部开赴关中,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关中的泾阳县云阳镇,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关中特委领导的各级地方党组织负责。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伯伯,在淳化县的桃渠园村与我父亲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个月。西安事变的成功解决,让我父亲对**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应变能力和解决危机的能力充满信心。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军加紧进攻华北,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在关中的泾阳县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得到国民政府承认,成为抗战时国民政府下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几十年后,当我父亲主政广东时向小平伯伯汇报想在深圳、珠海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对起什么名字表示为难时,小平伯伯几乎是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当年那个陕甘宁边区不就是特区嘛!
1937年7月初,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在云阳发布命令,要求关中特委选派干部战士加入红二方面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立即紧急动员,从关中各部队和游击队中挑选了五百多名**的干部战士,组成一个补充团,由我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关中分区司令员郭炳坤叔叔亲自带队,将这些**的关中子弟兵编入贺龙伯伯的部队,这时候红军总指挥部已经发布命令,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这个补充团因此成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补充的**批兵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伯伯接到报告后表扬了关中特委。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的三个师,都是从关中地区开赴抗日前线的。其中129师从三原县出发,120师、115师从我的家乡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与彭德怀伯伯、贺龙伯伯这两位他尊敬的师长和战友共同驰骋在西北战场,他们对八路军刚成立时在关中的岁月记忆深刻,许多年后,贺龙伯伯还对富平的锅盔和石子馍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