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文字的一个种类,金文在空间分布和时间跨度上都是****的。不妨拿它同似乎名气更大的甲骨文作一个比较:从地域上看,甲骨文主要出土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即河南省安阳附近,而甲骨文的使用主要是王室,范围很小。而在金文*繁荣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一直致力于东征西战,开疆拓土,因而,金文的分布也以陕西、中原地带为**,遍及北到河北、辽宁,南到广东、广西,西至甘肃,东到浙江、江苏的广大地域。除了大量的周天子及在朝大臣的铜器外,还出现了诸如柞、邾、矢、曾、雍、应、宜、燕、许、邢、虢、卫、滕、苏、散、芮、秦、杞、齐、佣、吕、彖、鲁、晋、纪、黄、胡、番、鄂、杜、邓、楚、陈、蔡、毕、邶、部等诸多诸侯国铜器。
从时间上看,一般认为,甲骨文与铜器铭文都是在商代中期,即盘庚迁殷以后出现的,但是,甲骨文在武王伐纣,殷商王朝灭亡以后就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前后历时近三百年。而金文则在西周时代达到高峰,并历久不衰,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甚至在秦汉以后,铜器铭文还在人们生活中出现。仅就人们一般所说的殷周金文而论,时间跨度也近千年。
如果去掉“殷周”这个定语,金文的时间跨度又大了许多。在郑州自家庄二里冈时期商代早期墓葬中的铜晷的肩部,铸有三个“黾”形,有人认为只是纹饰,但也有人认定是文字。如果后一说确实成立,那么金文的发生期就要前移而居于甲骨文之前了。另外,战国以后的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虽然已过了高峰期,但却仍然余辉闪耀,成为这一时期实物文字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在汉字发展的漫长历史上,金文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古文献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种。传世文献虽然数量较多,但由于历代传抄翻刻,往往产生一些讹误或者人为的改动,因而不能保持原始面貌;出土文献则由于历史实物的性质,可以反映文献的原初状况。然而,出土文献虽然弥足珍贵,但却有赖于考古发现的偶然幸运,因此其数量有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出土古文献中,金文可称*为重要的一个种类。除了时代跨度大,地域分布广以外,金文的文献数量非常可观。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古代和近、现代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从来没有成为系统之学、专门之学。将汉字与“文化”连在一起而且冠以“学”的名称并明确表示要作为专门学科来建设,至今还不到十年历史。十年间,不但在一些汉字学和文化学、文化史的论著中,常有部分内容涉及这一课题,在一些文字考据的工作中,汉字与文化关系的意识也时时呈现;而且,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日渐增多。这些成果,拓宽了汉字学的研究领域,为汉字文化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十载经营,这门学科已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它的成就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重新评价汉字。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汉字一直处在受批评的地位。从“汉字落后”进而发展到要“废除汉字”。中国也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似乎已成定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重新反思汉字的优越性,才不再盲目附和,并进而打破了舆论一律的僵化局面;同时,也否定了以往把汉字改革生硬地纳入社会改革、政治革命轨道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只有在这样的形势下,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才有可能;汉字文化学的及时提出,又为发展这种大好形势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揭示汉字本身蕴藏着的丰富的文化信息。目前已出版的汉字文化学著作无不注意发掘个体汉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曹先擢*早出版的《字里乾坤》就是对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进行分析的;何九盈等主编的《汉字文化大观》分上下两编,下编是分析汉字本身的文化信息的,刘志基的《汉字文化综论》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文化蕴涵考”,其内容都是分门别类探索挖掘具体汉字的文化内涵的;刘志诚的《汉字与华夏文化》,其目的也是“从汉字形体结构证明华夏史前文化”(张世禄语)。该书五、六、七章的标题都是“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乃全书**所在。1935年陈寅『各给沈兼士的信说:“依照**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02页)。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确具有“文字生物学”的价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人留在龟甲、牛骨、陶器、青铜、简帛等载体上的“活化石”,利用这些“活化石”考察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可信程度不亚于另外一些出土文物,甚至高于其他的文物。众多的汉字文化研究工作者,一起步就在“文字生物学”方面下功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