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是由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策划出版的,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古代文学卷”、“现当代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学术人生卷”等八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 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哲学卷1”,书中具体收录了15篇当今国内外**流的华人名家学者关于哲学研究的演讲。

重审科学与人文
很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们探讨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在今天,许多人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能不能弥合?怎么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所以我想提供一个看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问题从何谈起呢?首先,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这里当然还牵涉到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得*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这是问题。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分科太严,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这个局面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我们的四大发明等等,但较真地一分析,有人就说这个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嘛!那么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科学,要不然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现在很多搞文科的都愿意说,社会科学当然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捞不上**生产力这个光荣称号嘛,没有这光荣称号就没有经费,就没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我们要考虑。还有,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人一个说法,让人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问题,按照我的看法,都贯穿着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们今天的讲座分六个问题来讲:先讲人文意味着什么,再讲科学是什么意思,近代人文是什么,近代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后落实到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上。
何谓人文
“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人”,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文”通“纹”,就是画道道。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文”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而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格利乌斯有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关于Humanitas*经典的一个说法。我们一般讲Humanities容易想到讲人道,讲友爱、博爱,可是他说,拉丁文Humanitas这个词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说的是这个意思,即Philanthropia。可是他说Humanitas并不是对这个希腊词的翻译,而是对另一个词即:Paideia的翻译。这个Paideia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就是教养的意思。为什么要把这种教化培养称为人性的表现呢?他说,因为只有渴望追求这种方式的人才具有*高的人性。
好了,语言学的事情就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人文,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那么,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两大文化,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理解,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自由是他们的*基本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词组就带有这个痕迹,像liberal education你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应该译成“人文教育”。还有liberal arts不能翻成自由艺术,它其实就是“文科”的意思。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要谈。我打你一拳,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给老人让座,为什么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让座,也可以不让座。如果我打过去是由于某种物理规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腿坏了,我只能坐在那里,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是道德上有问题。所以道德价值要求你自由,这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很强调的。
但是注意,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并没有这个自由。中国人*高的人性是“仁”,仁义的仁,这个教化的方式是“礼”。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它的原文是: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对比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讲“子为父隐”,就是老子犯了错误,你儿子不能去张扬,不能去举报。你举报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首先破坏了这个基本的人性“仁”,因为我们中国的“仁”首先是体现在血亲之间。如果你连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敢于打破的话,那你对“仁”这个基本人性就是一种破坏。这两句名言里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差异。
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只有通过一系列礼节的训练才能把理想人性内化到你内心里去。比较一下“仁”和“自由”这两种理想人性之间不同的内化方式,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中国人讲“动之以情”,西方人重“晓之以理”。当然,文化都是多样的,通常是讲情也讲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这中间的区别。有人问孔子,父母死了以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一年,为什么不是五年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思维来说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并没有讲为什么三年,而是跟他讲,你的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你,他们为你吃苦、操心可不止三年吧!这样讲了之后,提问者就慢慢地理解了这个问题,他不再认为守孝三年是个问题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结果。再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想提一个问题,但他不是直接讲,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讲故事、唱歌儿,什么“草原上的雄鹰”,什么“乌云散开太阳出来”,讲一大堆。经过这么一大通铺垫,到他真的把问题托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问题提得真有理,非得这么做才行。这也是动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与“仁”这种人性理想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回答“为什么”。
何谓科学
中文的“科学”这个词直接翻译自science,而且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而natural science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数理科学通常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不过这种理解也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许多数学化不够的学科,如博物学,打入另册。诺贝尔奖有医学和生理学奖,却没有地学、博物学、生态学等。再有,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一进入历史的环节,你就会发现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它不是空穴来风突然冒出来的。它属于什么传统呢?简言之就是西方科学传统,就是说,在西方本来就有一个科学传统,牛顿科学不过是这个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为了阐明这个西方科学传统,我们再讲讲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德文的科学一词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包括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哲学,但是它冠名以新科学。黑格尔把哲学叫做科学,而狄尔泰呢,他把人文学科经常叫精神科学,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文化科学。这些叫法显然和英文的叫法不同,它们显然不是natural science嘛!为什么都能叫做科学呢?这是因为它们共同地属于同一个知识传统。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这是上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但他讲的不是自然科学的危机,毋宁说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把科学的危机与欧洲人性的危机等同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都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西方历史上**个哲学家也是**个科学家,西方的科学家做大了必然就是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席尔普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就把爱因斯坦编了一卷。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所谓的科学理性,它的**个特点是内在性,也就是纯粹性。我们经常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手段,可以为自己立法,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不用你们来教,我自己可以纠错,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这无非就是一句话:我自然科学是内在的。理性从来都是为自己立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法律。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自己为自己立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高的价值系统。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之后。为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理抬得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的,而不是相对的。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就是白活了呢?这是因为他从未触及理性世界。而一个没有触及理性世界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没有掌握、没有达到自己的人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讲的是纯粹理性如何能为自己立法,如何能够通过内在的方式整出一套规则来,而他的《判断力批判》谈的就是目的性,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今天我们一说理性,好像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客观的定律,没有目的性。这是有问题的。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它只讲事实理性,不讲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目的理性。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也是胡塞尔所谓危机的表现。
希腊人这样的一种知识追求,是由他们的理想人性决定的,他们的人文形式就是自由和科学。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星占学和希腊数理天文学的例子。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头顶着同样一个灿烂的星空,都非常注意天上的现象,都把天上的现象勤勤恳恳地记下来。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中国的星占学,就是要通过了解天象的变化来规定和预测地上人事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天学家都是官方天学家,都是官员。因为他们直接为**的一举一动服务。皇帝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该打猎,什么时辰登基,百姓什么时候种田……都要看看天上的事情。这样的天学,关于天象的知识,是属于礼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礼,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中国人的仁,要顺应天时。希腊人呢?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的用途。希腊不是一个农业民族,不需要编制历法来指导种田,也不是用来算命。他们就是要研究那个规律,研究行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行方式。为什么他们要研究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东西呢?希腊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属于*高尚的人性,研究纯粹问题的人是*高尚的。欧几里得是演绎几何的集大成者。一个学生跟他学习,学了几天问:老师,学完几何,能不能挣钱啊?欧几里得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说:“给你两块钱。你走吧。”(笑声)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疑我的学问的纯粹性相当于怀疑我人本身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怀疑你这个人不懂“礼”一样。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近代科学的真正始祖,我们今天所谓的古典科学都是从数理天文学这条线上下来的。它一方面要观察,一方面要整合自然规律。
科学理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合目的性。内在性和合目的性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由自嘛,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自由从来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陌生的。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高目的。裴多菲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认为自由是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都是自由引导的结果。没有自由,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自由,爱情也是没有根据的。

重审科学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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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后记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蔡元培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