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机械时代的社会样本:
加拿大资源生态学教授William Rees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生态危机,是生态圈有“人态危机”。而胡晴舫在隐喻的层面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办公室更像是一潭深藏在丛林里的沼泽。表面上查看不到任何动静。你不是看见、而是听见生物在你周围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琐琐细细,不甚连贯,却又断绝不了。”(P50)由50来个超短篇组成的《办公室》是对办公室生态的一次细致而深入的检视,当然其核心亦在“人态”,或曰,人性。
在作者2001年出版的《机械时代》一书的自序中,胡晴舫曾这样描绘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机械制造的特色便是我们的人格:单一、呆板、无味、重复、规格化、无个体性。”倘若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撷取一个典型样本,办公室大概是**——因为“工作场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P113),因为“当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哲学退了流行,文学不再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工作就是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就是新的道德,工作职能就是新的社会角色”(P147)。在《办公室》末尾的《街头》(P186)一文中,胡晴舫以尖锐的笔触写道:“公司就像一个社会,总是在强人政治和多头统治之间犹疑不定。”前者如同“按照某人意志严格整理过的花园,安静而洁净,不得喧哗”;后者则是“一条活生生的开放街道”——在胡晴舫看来,办公室便是“白领**的街头”,于是办公室文化就如同帮派文化:“他们把不中意的人从自己生存空间消弭的直接方式,跟黑帮没什么两样。差异只在于见不见血而已。”这篇篇幅数倍于书中其他文章的《街头》不但对办公室文化作了直截了当、准确尖锐的评断,也对机械时代中的人性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归纳:“在世界只剩下一种灰颜色的机械时代,人性成了干涸失血的干燥玫瑰花,徒具形式,不再丰润,轻轻一碰,花瓣就会破碎成片。”
《办公室》一书中的其它篇章,便是发生在“街头”各个角落的故事。尽管胡晴舫声称���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但她处理办公室故事的笔触依然处处透出文学气息,她思考的视角也常常充满与文学作品的相互指涉。她描写起人来,往往是略带夸张、漫画式的;字里行间又每每透着淡淡的反讽。如她言简意赅地说“办公室是一座疯人院”。又如描写总经理介绍总裁女儿时的媚态:“他笑得如此喜滋滋,鼻头皱成面团,眼睛细得一点缝儿也没有,好像那位只应天上有的美丽生物不是总裁的后代,而是他的亲生女儿。”(P90)她构建的故事常常带有隐喻的色彩:写人事经理杨小姐组织员工学交际舞的故事,写的又何尝不是“交际之舞”呢?《卡夫卡的朋友》一文中的清洁妇,又何止仅仅在清洁办公室的垃圾呢?暗藏的隐喻扩大了这些办公室小故事的外延,读来如有余韵。隐喻之外,对照也是胡晴舫的拿手好戏。忙着“保持什么事都不做这件事”(P69)的小马,“穿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整齐外装”(P99)虽然失业但仍假装上班的男人和“在我每天上班路经的街角”(P155)行乞的她,都成了“我”和“我们”的镜子。
在《小说家》一文里,胡晴舫还玩了一次元叙事的游戏,文中的“他甚至从来不打算显得充满灵性,看起来无时无刻不在自嘲”(P174)会不会就是一幅作者的自画像?倘若真是如此,胡晴舫一定是太过谦虚了,因为这位1969年出生于台北的女作家有着颇为丰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自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她远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戏剧硕士,无怪乎文中既会不经意般地提及贝克特或莎士比亚,又会暗指皮兰德娄:“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巴巴地等着导演上场。”(P188)她在《Playboy》及《Esquire》杂志的编辑工作又令她得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办公室生活,难怪她笔下的办公室故事如此真实而逼真。
《办公室》里多数文章其实是作者为台湾《中国时报》“三少四壮集”每周撰写的专栏文章,除了专栏,胡晴舫还写作了大量的文化评论、小说和散文,并先后出版了《她》、《旅人》、《机械时代》和《滥情者》四部作品。其中,罗马尼亚版画家Mircea Bochis 担纲插画的短篇小说集《机械时代》或许是作者*出色的作品。它比《办公室》更离世、更有想象力,而或许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你*好稍稍离开一些,才好曲折地看得更清楚。
或许并非离题的题外话:这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简体版《办公室》封底印着“上架建议:散文随笔”,而版权页却将之归为“长篇小说-中国-当代”——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办公室》一书真实和虚构的模糊界限。或许作者并不会在乎书的分类,因为胡晴舫曾说:“我以为,文学是一种品质。未必拘泥于文字。文学是一种性质,一种美感,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感知方式,一种对万物的诠释。” 办公室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疯人。我们每一个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疯子。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选择来这里工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可是我希望离开我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