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思归而终得实现的例证,并不罕见,许多送别诗所送的就是归里的游子,如杨炯《夜送赵纵》即明言“送君还旧府”;陈子昂《送客》说“江南多佳树,归客赠生平”,可知所送之客将归洞庭故里;黄庭坚《送王郎》诗想象被送者“有弟有弟力持家,妇能养姑供珍鲑。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说明王郎此去是回乡。此外,有不少送别诗从题目即可见出是送人还故乡,如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杜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范成大(1126.-1193)《送周子充左史奉祠归庐陵》、杨万里(1127-1206)《送王监簿民瞻南归》、姜夔(1155-1221)《送刘帅归蜀》等。这些归客都将踏上归途,都是思归情怀的实践者。张籍《贼平后送人北归》诗有“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句,以虚笔拟写出了游子久客他乡终于归来的欣慰。诗��自抒归里情怀的当以贺知章(659-744)《回乡偶书二首》为代表,其一是妇孺皆知的名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久客伤老是历来人们对此诗主旨的体认,其实未然。作者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及第,离家赴进士试时年已三十七岁。因而从实际情况看,不可把“少小”泥读为少年。特别是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那个时代,三十七岁足以称为中年。但对于八十六岁的老人来说,回望五十年前的离家远游,称为“少小离家”却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感受,是五十年岁月沧桑的体认。对于农耕社会成员而言,叶落归根是一种共同的梦想;功成身退作为士子的又一个梦想,所退的*终目的地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家乡是人生起点也是终点。 在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中,有两个要项值得关注:一是体裁,一是题材。体裁关乎形式,题材关乎内容。诗、词、文、赋、小说、戏曲等,属于体裁的范围;而送别思归、边塞征旅、山水田园、咏史怀古、才子佳人、负心婚变、**道化、英雄传奇、神魔志怪、世态人情、公案侠义等,都属于题材的范围。体裁与题材又是紧密相关、互为体用的:一方面,独特的题材往往会导致旧体裁的变易,甚至催发新体裁的产生;另一方面,特定的体裁也必然会对其所表现的题材形成制约,并影响其风格特点。
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受不同时代文化精神、美学追求的影响,都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并在某一历史时段达到顶点,成为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和主题。先秦时期,四言诗、骚体赋和散文独步文坛;两汉以还,散文、乐府、五七言诗与各体赋代有变化;发展到唐宋,诗与词成为*受人瞩目的文体样式;降及元明清,戏曲与小说勃兴,双峰并峙,平分秋色。近人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体裁的变化,各类题材也日渐成熟、丰富,几乎涉及社会、政治、人生、自然的各个方面。而每类题材,不仅各有其鲜明的特点,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以诗、词而论,边塞征旅诗在盛唐时期*为昌盛,咏史怀古诗则在中晚唐大行其道,北宋时期的词作多吟唱情爱相思,到了南宋,抒发悲愤壮烈的爱国情怀便成了词作的一大特点。而就总体来看,“诗庄词媚”则可视作诗词两种文体风格的基本分野。如果变换视角,调整思维,就可以发现:题材与体裁、风格、时代不仅紧密关联,而且各类体裁、题材都是可以作为专题展开论述,构成若干部文学小史的。而从文学的体裁和题材人手,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各体各类文学特点的有效途径。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形成了以文学史和作品选相辅相成来把握文学史的成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