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12月4日
地点北京安贞桥余宅
嘉宾 余敦康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访谈手记
我去余先生家的那天,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余先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并且还借口难学而拒绝学而知之,当我把录音机放在他面前时,就见余先生斜着眼神朝它瞥了一眼,皱着眉头问道:“这是什么玩艺儿?”我告诉他是录音机,他便接着问道: “还录音吗?”“是啊老爷子。”我笑着回答道。我接着安抚道: “整理录音的时候我自己听的,咱不让别人听不就行了。”余先生于是无奈地摇着头:“唉!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呀!”
两只“中华”烟点了起来,我一只,余先生一只。就��样,我接手《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个访谈在弥漫的烟气中开始了。
余先生口才极好,出口成章,这在圈里是有名的。有的人说他嘻笑怒骂皆文章,有的人说他骂人不吐脏字,有些学者因此而有点惧他。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余先生的魅力所在。
余敦康:《光明日报》出头影响面很大。国学传统断了一百年,和民族的命运有关系。过去一百年的中国积贫积弱,都归咎于国学了。什么叫国学,先进的是西学,叫新学。国学叫中学,是旧学。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就要告别旧学,走向新学。
主持人:这是不是当时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余敦康:毛泽东就讲,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可是你想,中国的事他救得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