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者型画家
1998年以来,刘曦林先后主持了三次郭味蕖的研讨会,而且还撰写了30万字的著作《郭味蕖传》,可谓研究郭味蕖的专家。《郭味蕖传》对郭味蕖的生平、艺术成就等都作了较为详实地介绍,并有客观的评价。虽然《郭味蕖传》属于传记类作品,不属于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但是它的学术性很强,仍是研究郭味蕖艺术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书中提到了“学者型的艺术家”这一说法,很快就被理论界认同并广泛使用在各种评述郭味蕖的场合和著述中。
在1998年举行的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郎绍君说:“郭先生这样的学者型艺术家,有全面的文化素养,有了高的文化素养才有眼界,才有心胸,才能对各种艺术以及艺术以外的东西发生一种通感,具有通联起来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想象的能力,没有创造性,从郭味蕖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卢林整理.新花鸟画的一声春雷——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侧记[J].美术观察,1999,3.
薛永年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郭先生是画家中的学者,也是学者型的画家。二十世纪成就**的画家多是从研究编写美术史、中国画论开始的。郭味蕖与他们不完全相同,他是兼有收藏鉴定身份的学者,他不仅宏观考虑中国画来龙去脉的大思路,而且具体到非常细微的方面,风格、流变、发展上。他是收藏鉴赏家,把鉴赏与画史研究、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是其重要特点。”薛永年对于“郭味蕖是学者型画家”这一命题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和分析,并且深刻地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看问题和研究艺术的态度,才能够使得郭味蕖的“学”得以“通”,他才能够很好地“承”和“变”,充分肯定��“学者型画家”是郭味蕖花鸟画创新的真正原因。
尽管理论界对“郭味蕖是一位学者型画家”已基本普遍认同,但还是有人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深思的问题,比如说,詹庚西就担心“对今后有的负面影响。怎么界定?对前人画家怎么界定?谁是谁不是?”(“谈到郭先生是学者型画家,这一点我认为值得考虑。我认为郭先生属于伟大的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和美术教育家,这样比较确切,如果说是学者型画家,这样讲,对前代画家和以后的画家如何界定?我觉得还是个新的问题。比如前代画家谁是学者型画家,后来的画家谁不是学者型画家?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李燕,也提到是学者型画家,如果李燕是,那么我认为周思聪学问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学者型画家?对今后有的负面影响。怎么界定?对前人画家怎么界定?谁是谁不是?以后的画家谁是学者型,谁不是,怎么界定?”)此为詹庚西在“郭味蕖诞辰90周年艺术研讨会”上发言(录音,未发表)。所以说,对此命题的进一步澄清并加以明确还是有必要的。
借用吕鹏发表在《美术向导》(2003年2期)的《浅谈“学者型画家”》一文中给学者型画家所下的定义来看,“那些既在学术领域如美学、美术史、美术理论上有独到见解,并取得一定成就,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审美经验,可以被称为‘学者’的;同时又在绘画的实际操作中有着高超的技巧,形成独特的风格样式,被誉为‘妙绝一时’之能手的人,便是‘学者型画家’。”按这样的解释,郭味蕖先生被称为“学者型画家”**是当之无愧。再具体地说,作为画家,他在绘画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学术著述且形成了个人的学术见解,又称得上是一位学者,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广泛吸收中外绘画及各种姊妹艺术营养,结合时代特征,创造出了大量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包容性深广的高格调的中国画。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画家。
所谓学者型画家,突出体现在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花鸟画作品,而且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研究画史画论,著作颇丰。他勤于动笔,即擅画又能写,理论和实践并重,所以留下不少文章可读。三十年代他就开始撰写《中国版画史略》(图2)、《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图3)、《殷周青铜器释名考略》(图4)、《知鱼堂鉴古录》(图5)、《知鱼堂书画录》(图6、图9)、《写意花鸟画创作技法十六讲》(图7)、《郑板桥评传》(1937)。以后他又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如《镜文考释》(1948)(图10)、《簠斋藏古封泥等五十纸集》并序、《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刻》(1954)、《汉画研究》(1955)、《佛都云冈》(1955)、《明万历年间的版画艺术》(1956)、《清代初期的版画》(1956年)、《芥子园画传》(1961)、《关于继承国画优良传统技法》、《徐悲鸿的收藏》(1957)、《中国人民艺术家齐白石》(1962)、《谈齐白石先生和黄宾虹先生的画》(1964)、《向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老人学习》(1958)、《学习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画创作方面的革新精神》(1958)、《悲鸿故居和徐悲鸿纪念馆》(1958)、《徐悲鸿的艺术》、《谈花鸟画创作》(1959)、《明代画家徐渭》、《扬州画派的郑板桥》(1961)、《郑板桥集外集序言》、《王绂的山水画和墨竹》(1961)、《明移民画家八大山人》、《花鸟画溯源》(1961)、《关于花鸟画的学习和创作》(1962)、《黄山行》(1962)、《四川行》(1963),等等。晚年他把文章汇集起来编成《疏园集》(1971)(图8)和《散翁散记》两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