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阅读世界之书的每个书叶——法国、加拿大、日本、美国、德国……登览另一世间的兴旺悲笑，发觉美的灵犀，与每个城市、每个**的灵魂相知。用明净的笔触，面对历史与现实追问：在历史长河中，什么才是永恒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生命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字里行间皆是大自然葱茏的诗意。在远游中，寻找不被欲望压垮的正直之心、未被权力烧成废墟的真诚生命。 四海行吟（明德书系·文学行走）_刘再复_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_

寻找旧梦的碎片
今年六月中旬，瑞典的“**、社会、个人”学术会议之后，我和与会的部分朋友一起乘船到圣彼得堡旅游。这些朋友包括李泽厚、李欧梵、李陀、葛浩文、北岛、高行健、万之、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刘禾、汪晖、高建平、李明等，除了葛浩文及其两个女儿之外，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诗人与学人，对俄国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欧梵一踏上游轮就感慨：我研究俄国思想史，爱俄国甚于爱中国。与欧梵相比，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学人，对俄国更是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与命运联系：俄国，曾经是我们的梦，曾经是我们的追求与期待；而屹立在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死了的列宁格勒，更是我们的梦中之梦。
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滚滚流逝的波浪，一种寻找旧梦的感觉便骤然升起。我知道列宁的名字已被海那一边的城市与**抛弃了，往昔的君王彼得大帝的名字又重新飘扬在那里的高楼与大街。在还没有寻找到旧梦的时候，梦已破碎了一半。历史的沧桑如此迅猛与残酷，几乎使我难以置信。我的���生一直连着马克思的宣言和列宁的革命帝国，当列宁的塑像被绞刑架似的起重机高高吊起的时候，我的心复杂地颤抖着，而当列宁的名字被彼得大帝取代的时候，我的灵魂又再一次震动。然而，我必须面对事实，面对我的旧梦被撕碎的事实。尽管被撕碎了，但我还是要去看看，至少我可以寻找到一些梦的碎片。
踏上圣彼得堡海岸的那一瞬间，我一眼就看到海埠的楼顶上写着“列宁格勒”，非常粗陋的字牌，没有任何装饰。城市变动了，但作为历史陈迹的名字还保留着。大部分俄国人是厚道的，当他们告别列宁时代的时候，并没有把列宁的名字放到脚下践踏或高喊“踏上一万只脚”，社会大变迁时并没有太多疯狂。只是“列宁格勒”字牌下一片萧条，海关像残破的旧庙，海关人员像疲倦到极点而懒得翻经书的老和尚，有气没力地打开我们的护照。
过了海关，就是兑换货币的小窗台，那里标着当天的外汇兑换价格。一美元可以换一千一百三十四卢布。我记得当年戈尔巴乔夫每月工资是四千卢布，还记得我的俄语老师告诉过我：你大学毕业后领到月薪五十六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卢布。兑换外币后，我们这些东方漂泊者顿时意识到自己乃是“百万富翁”。
一美元（即一千一百多卢布）在俄国可以购买不少东西。我和李泽厚参观冬宫之后去逛百货商店，商店里没什么食品，却有各种非常便宜的商品。我们各自用一千卢布买了一个袋子繁多的大背包，还用三千多卢布买了一个足有二尺高的且非常精致的俄罗斯布娃娃。布娃娃的大眼睛转动时非常迷人。这么便宜的（相当于二点五美元）布娃娃摆满了柜台，可是没看到当地人去碰碰她，买这种布娃娃，大约太**了。我真是爱不释手，而且想到当年报刊上的一句话：“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明天中国的布娃娃能这么美这么便宜吗？
逛了商店后，我们又去逛涅瓦大街。我记得列宁说过，革命不是涅瓦大街。因此，一站在涅瓦大街就有一种熟悉感。正在想着列宁的名言时，一位俄国人走到我们身边。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一位知识分子，果然，他用英语与我们交谈，他说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没想到，他竟然请求：“Can you give me one dollar ?”（“你能给我一美元吗？”）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自然不会拒绝，然而我几乎**不住内心的震动。一个我往日梦中的先行者，一个我憧憬半生的列宁之城的“灵魂工程师”，竟开口要一美元，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他明明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问他：“你对俄国的未来有什么想法？”他摇摇头说：“我们太疲倦了，已经没有力量考虑未来了！”“那么，你赞成这两年的变化吗？”“当然，倘若不变，我们还得永远苦下去！”俄国的知识分子大约真的感到没有力量思考未来了。从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的知识分子就为自己的**的新生而奋斗，而坐牢，而被流放，而被杀头。革命，失败，革命，成功，但是，到头来，还是一片萧疏，一片贫穷的大旷野，一片令人迷惘的破烂不堪。为了一美元而操心的知识者还有什么力量去操心一个庞大**的未来？
然而，一美元对于今天俄国的普通公民是要紧的，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才相当于六美元。一美元他们可以看十五次芭蕾舞表演，可以参观二十五次冬宫。无论怎么动荡与贫穷，举世瞩目的俄罗斯芭蕾舞和其他艺术还活着，还照样像太阳天天从山边升起，还照样在灯光下做着牵动人心的精彩表演。我们到达圣彼得堡的**天晚上就去观赏芭蕾舞，正巧赶上年轻芭蕾舞演员的会演，那精湛的艺术，让我们倾倒。俄国文化的根底毕竟雄厚，拥有这种文化的国度必定拥有明天——这位英语教师暂时还看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的明天。
不管圣彼得堡给我们笼罩的气氛如何使人迷惘，但我们游玩的兴致却很高。坐着旅游车，听着俄国小姐介绍每一座古老而**的楼房，看到旧俄时代留下来的建筑依然厚实地屹立着，像恐龙的骨架。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创造的恐龙时代，至今还到处留下值得骄傲的痕迹。导游小姐介绍着，我们静静地倾听着，欣赏着。唯独见到一座华丽的大厦时，导游小姐指着它说：“这是圣彼得堡*好的大饭店，里面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舒适！”整车人才哈哈大笑。因为正是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饭店领教过晚餐，除了吃到两片硬得几乎啃不动的面包之外，**感受不到舒适。从餐馆回到船上，大家仍然觉得很饿。幸而我的妻子菲亚早就听说俄国缺少食物，她从瑞典带来了两条大香肠，此时可算是雪中送炭。大家用小刀一片一片切着，还小饮葡萄酒。北岛吃得特别香，并喃喃地说：“幸而吃了这两片香肠，否则晚上就睡不好了。”这是我们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一次真正的半古典半现代的生活。
我们这次旅行的高潮不是在冬宫博物院，而是在阿芙乐尔号炮舰前。看到阿芙乐尔号，我们几乎都“哦”了一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它。炮舰大约刷新过许多回，比我们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见到的要漂亮得多。对着炮舰，大家都很激动：是高兴？是悲哀？是骄傲？是懊丧？是历史壮剧的开始？是历史悲剧的起点？我一下子全模糊了。此时，我才发现自己丢失了阿芙乐尔号的意义。意义消失了，但它毕竟是历史。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命运。中国在这个世纪的壮烈与荒谬，战争与贫穷，革命与革革命，甚至连我的老师们带着高帽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然后走进猪栏与牛棚，都与阿芙乐尔相关。现在，俄国人对阿芙乐尔已失去敬意，中国人的敬意也在消失，然而，我们还是乐意以它为背景合个影，因为对于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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