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实现全面提升需要在新条件下有系统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所谓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而这两方面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系统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体系等重大举措;同时又系统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科技、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健全促进就业、创业机制健全等重大任务。由此可见,《决定》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布局,密切联系于整个**制度体系和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理解,这里所说的“一整套”,就包括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这是**点。
第二点,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社会治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前三十年为**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四个大字:“组织起来”。建国前**,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篇宣言中郑重宣告:“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应当说,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前,我们**真正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大约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都组织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当中。还应当说,这是毛主席的一项大战略,本身即是一项巨大社会治理工程,对于****和稳定确曾起到重大保障作用。但是另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组织起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基础之上,因而又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走向反面,起到束缚活力的僵化作用。别的且不论,只就农民来说——八亿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中国没有出路!
第三点,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个三十年。这一大段的特点也是四个大字:“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的谈话中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正是这样。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废除,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还有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出国留学的开放,等等,于是“人的流动”就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重大现象。
再过细一点说,这种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这种持续至今的“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正是由改革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广阔空间。随着经济社会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原属“公”字号单位管理的“单位人”,脱离原工作单位(含村镇)而自由地流入社会,自谋职业或以各种手段谋生,从而成为“社会人”。
可以这样估计:当今全中国大约只有较小一些比重的人还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里”(即所谓“体制内”); 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人则在此之外(即所谓“体制外”),这里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从事“灰色职业”的人群和某些“高危人群”,等等。
除了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之外,还有异常活跃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意识(思潮)流”,总共“五流”。而这“五流”,又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五化”的全新历史背景之下,从而就形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大趋势,一个深刻影响于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至广大人们社会风习和心理状态的大趋势。
当然必须充分肯定,这样的“人的流动”,这样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大趋势,正是中国在新时期真正活跃起来的一个突出表征,而且其本身还启动和催生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清醒看到,这样的“人的流动”,必然带来种种矛盾,种种不协调,种种失序、失范、失衡,以至种种阴暗东西沉渣泛起。凡此一切,也正是“社会治理”问题上种种难点之*后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