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论断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启超《屈原研究》,1922年11月3日南**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刊1922年11月18日《晨报副镌》。这句话并非过分夸张。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哲学外,就以华美雅致的抒情文学为胜。与西方注重叙事文学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非常发达,较早地与文学划出了界限,向严谨的史著靠近。而作为通俗叙事文学的小说、戏曲,不但成就相对较低,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普遍不为士大夫**所重视。
士大夫们写作章奏、策文、政论,乃至书信、颂赞、行状,往往具有浓厚的用世色彩,这些实用性极强的文体,在国学传统分类法中的“集部”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萧统编《文选》反复强调“文归乎翰藻”,仍以此类作品占据主要地盘。而能够抛却功利性,较多地反映士人内心的文学作品,除了一部分优美的散文小品以外,当属诗词作品*为大宗。孔子提出“诗言志”,将诗教纳入到儒家的政治思想中,通过诗、乐的美感,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从而达到人格的完成。这是古代士大夫对诗功用的一种普遍看法。
但是,单纯阐述哲学观念,希图借以影响人的并非文学,像邵雍、朱熹式的理学家诗,虽然亦有佳处,但多数作品对诗的美感较少把握,并不具有动人的力量,自然难以被人接受。中国的诗,虽然不拒绝实用,但更多的是“诗缘情以绮靡”的,要具有抒情的美感,才能够打动人,这即是文学语言的魅力。它因情感的反应而发,源于而又高于日常语言。这种抒情的美感,并不同于民歌的粗犷与原始,而是传统知识**通过文化的修饰,使得作品更为厚重雅致,内涵丰富,既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感动,又能给人以阅读的愉悦。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文人文学,即古代文学的主流写作方式。而这种写作的起源,当推源头到屈原。
屈原是战国末期的楚国**,他生逢秦楚争雄的时期。早年他的政治工作,是拟定实行新的律令,以帮助楚国更加富强。同时,他在任左徒一职的时候,主持负责联齐抗秦的外交工作,颇有成效。由于他的恪尽职守和深刻的政治远见,早期的成就是明显的。但由于楚王的昏聩,以及身旁奸臣的诬陷,他终于被排挤出楚国的政治核心,乃至在老年遭到了流放,而楚国也在对秦的斗争中处处失败,**走向了彻底的衰败。不过,在屈原政治生命失利的时候,他的文学生命却放出了灿烂的光辉。在不得意的时候,他先后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诗篇,感慨着自己的高洁品行与不幸遭遇,叹息着楚王的昏庸无能与**的衰败危亡。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深邃与激情,他的爱与恨。受到整个中华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熏陶,他学养深厚,想象力丰富,善于运用多样的文学手法,作品也显得格外动人。作为中国历史上**位纯文学的作家,他的成就****。
屈原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不过,这种浪漫精神不重意志与渴念,更不讲消灭原则的反讽,而是以人为本,注意人的灵性。这种浪漫是一种温柔而美丽的东西“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将人格美与自然美融会在一起,主客融化,物我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屈原的浪漫,以飞翔的想象,不竭的动力作为外在表现,而以诗人独特的理想人格作为内在支撑,二者合一,才形成了屈原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国诗人的精神,在痛快淋漓之外,又不失温柔敦厚,感情能放能收,既态度鲜明,而又不给人以粗俗放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