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那时光 有一种风声,传了好几天了,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这让我们兄弟姊妹心里怦怦直跳,有些紧张;隐隐地,又有些期盼。终于,某天晚上,院子里的鹅们和狗都安静下来后,母亲郑重地对我们说,明天早晨走。
我们听了,像士兵接到了指挥员命令,瞬间进入了临战状态,开始整理各自的东西。好收拾的先收拾:一只装有钢弹的跩(陀螺),被我摁进一只广口瓶,并用棉花塞住;一把小刀,我裹了两三层“田字格”纸,压进了一只纸药盒。接着就到了**,整理画书:《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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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那时光 有一种风声,传了好几天了,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这让我们兄弟姊妹心里怦怦直跳,有些紧张;隐隐地,又有些期盼。终于,某天晚上,院子里的鹅们和狗都安静下来后,母亲郑重地对我们说,明天早晨走。
我们听了,像士兵接到了指挥员命令,瞬间进入了临战状态,开始整理各自的东西。好收拾的先收拾:一只装有钢弹的跩(陀螺),被我摁进一只广口瓶,并用棉花塞住;一把小刀,我裹了两三层“田字格”纸,压进了一只纸药盒。接着就到了**,整理画书:《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必须带走;《小马倌》里的 “大皮靴叔叔”是*爱,也不能丢下;难以割舍的,还有《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因为李铁梅像孪生妹妹中的春燕,而小常宝则像春晓。《一块银元》太吓人,就不带了;但是《一支驳壳枪》带不带呢?我很纠结。接着,更棘手的难题来了:“胡里” 怎么办?“芦花” 怎么办?鹅们怎么办?大狗怎么办?…… “胡里”是一只小公鸡,妹妹春晓为它起的名字,出处不详; “芦花”则是一只小母鸡,因为毛色像芦苇花穗,属实至名归。它们和家里的五六只鹅,与两个妹妹朝夕相处,彼此能够听懂语言、读懂眼神,正像家里那条大狗与我和二哥的关系。
母亲在默默地准备行李,并让我们上床睡觉。我们磨磨蹭蹭地不睡,东藏西掖,开始安置那些带不走的心爱之物。
床底下,墙缝单,房梁上,能想到的地方,都想了,都试了,直到母亲下达立即入睡的命令。我们躺在床上,把耳朵像兔子那样竖起来,听着母亲忙碌的声息;眼睛睁得很大,看见母亲的身影随着灯影摇晃。渐渐地,我们沉人了无边的黑暗。
黑暗慢慢消退。灰蒙蒙的光线里,从大新庄赶来的李传民,已经在院里架好了独轮车。李传民是个方脸汉子,话不多;不像他蓄有唇髭的麻脸哥哥李传公那样能说会道。独轮车两侧的柳条筐里,已经垫上了柔软的稻草。两个5岁的妹妹,睡眼惺忪,分别被抱进了两侧车筐的上侧;8岁的二哥和7岁的我,则昏头涨脑地爬入车筐下侧。车杠上,安放了母亲打好的两只包袱。李传民架起车子,试了试分量,回头对母亲说,老周,你“脚轧车”( 即自行车)快,我先走了。
独轮车出了院子,很快到了村口。我们看见,天还是青灰色,西天上还有几颗大星,东边则透出一些橘红色。村边,有个早起的扛着铁锨的村民,神情疑惑地望着我们。母亲从后面跟上来了。她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着ll岁的大哥;前梁上,坐着10 岁的姐姐;车把上,则分别挂了两只提包,印着武汉长江大桥和飞机图案的那种。我们在村口会合了。母亲回头看了看家所在的那条街,又向村西望了望,神情坚定地说,走吧,传民。
这是1967年初冬的某个清晨。35岁的母亲,带着她的六个孩子,在李传民协助下,从江苏省赣榆县城附近我们居住的移民村出发,踏上了长达三年的漫漫流亡路。原因是她的丈夫,我们的父亲,被县里一个叫“革联”的造反派组织,假借**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某条济南军区的“支左”新闻,宣布为“反革命” 。在全家流亡前,我们的父亲已经被母亲先期护送出县境,潜行到北京“讨说法” 去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母亲可能也快要被那个造反派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家属,受到揪斗和关押。母亲找到父亲的同道李传公,请他协助我们全家逃亡;李传公让本分木讷的弟弟李传民出了脚力。当然,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
蜿蜒的土路在独轮车和自行车下延伸。起伏不定的远山近水,在路边树木的缝隙问一寸寸、一尺尺地移动着。天渐渐亮了。太阳也升起来了,而且越升越高。我们听见大人气喘吁吁的对话—— 墩尚过了吧,传民?骑着自行车的母亲问。
过了,嫂子,就要到沙河了。李传民说,再朝前,就是黄川了。
看来,一行人离开家已经十几公里了。我们忽然想起来,头天夜里收拾好的东西,匆忙间并未带走,全落在了家里。你怨我、我怨你开始了,我们嘟嘟嚷囔,希望大人停下来,返回去,以便取回那些宝贝。但是大人沉默着。我们耳畔传来的是车轮滚过土路匀称而又呆板的沙沙声。眼见返回无望,让人更加忧虑的 “胡里”、“芦花”、鹅们和大狗,又开始在我们脑海里闪现。它们该睡醒了吧。我们都走了,它们饿了怎么办?谁来喂?…… 黄川已经退到身后,前面就是青湖,快要走出江苏省界了。我们避难的目的地,是父亲的故乡,我们的老家,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公社蒲汪村。
上岭,下坡,过桥,涉水。在母亲和李传民默默的骑行与步行中,迎接我们兄弟姊妹的鲁南大地,用颠簸的方式,让我们正在发育中的身体感受它的沟沟坎坎。晌午时分,母亲让李传民停下来,一行人在路边卖炸油条的草棚里吃煎饼;之后,又拐上了307公路。
因为我和二哥的身体是朝下斜躺着的,在独轮车平稳的疾行中,缓缓移动的天空,仿佛倾斜着悠悠地朝后退去。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麻木起来。除了偶尔往南疾飞的一两列大雁,我什么都看不到;慢慢地,意识开始有些模糊。后来车身一颤,我睁开了眼睛,却发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原来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李传民将两个妹妹分别抱出来,又让我和二哥下车。我想爬出车筐,但我看见自己的双腿一动不动。它们好像不是我的腿。我摸着它们,就像摸着两截木头一样。它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我用手把它们搬出车筐,身体跟着爬出车子。李传民细心地让我们兄妹四人在柳条筐里的位置作了互换。
在沉沉的夜色中,不知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母亲、大哥和大姐,心生忐忑,异口同声地问李传民,妈妈呢?俺哥呢?俺姐呢?李传民说,“脚轧车”快,我撵(赶)不上呀。原来大约在一个叫双店的地方,他们走散了。已经推车步行了**半夜、疲惫至极的李传民,没有忘记安慰车筐里四个不安的儿童。莫害吓得慌,他说,我使劲撵。
夜色完全覆盖了鲁南地界。星星们摇晃着,再次缀满天空。冬夜里,飒飒风声中偶尔会传来一两声狼嗥。在李传民吃力的喘息和单调的脚步声中,我们感到自己在黑沉沉的夜色里,越陷越深,渐渐地,连一点微弱的光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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