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
我绝不是一个随便怀疑同事的人;不过,回想起今天下午副校长拉住我谈话这件事,我总觉得他的动机未免有点虚假。
校评议会今天开会;我这个人一向饮食有节制,下午两点半开会,在我全无所谓;可是,校中有些教授显然就受不。我也知道,在大学里,就像在以前的修道院里那样,人们在进餐时总喜欢喝上几杯酒,吃几道菜,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照我看来,这传统如今已不可多见。如果说仍有存在的话,那也仅仅在那些好客而贪杯的老牌大学里才可见到。像我们这所创建于十九世纪的学校,其办学目的只是为了给这个工业城市的居民多少带来一些文化上的光明;我们特有的传统是简朴勤奋,甘于清贫,这是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老实说,我们的薪金并不足以使我们能窖藏多少葡萄美酒;同时,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即便是偶尔大吃大喝一顿,也未免有悖情理,与学校的气氛很不相称。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在坐满了学生的课堂里上课,每天乘电车往返于住所和学校之间,竭尽全力向那些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灌输文化,或者至少是构成人类文化基础的**知识。“这儿不是阿波罗神的光顾之地。”但也许会得到信使神的光临吧,无论如何,酒神在这儿是没有立足之处的。
这些���来,我就怀着这种思想,看到有些同事在下午开评议会或院务会议时的那种神态,我觉得既难过又好笑。他们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一个个进行着英勇而艰苦的斗争,还谈得上什么集中注意力!尤其是那位数学家巴克,平时他大白天就总是睡眼惺忪的(我知道,他大部分工作总放在夜里做),午饭后要他坐在那儿开会,那模样看起来真是可怜。他的眼眶四周准会发黑,胖胖的面颊耷拉下来,仿佛脸上的肌肉都散开了;尽管他竭力支撑,可是他的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前磕。要是碰巧我坐在他身边,我总是时时拍一下他的肩膀,免得他睡着;可是有些人就故意让他去大打呼噜,这是由于漠不关心呢,还是出于好意(这当然是不妥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还是言归正传吧。上面几句话仅仅是为了着重说明,在开会时我没有思想开小差的习惯;事实上,我在担任古典文学教授的三十年中,曾在决定各项行政事务、经费开支的问题上,为我系赢得了不少次胜利,这一成绩应该归功于我开会时头脑清醒、思路敏捷,而这种头脑清醒的状态又与我饮食上的节制有关。英国语言教授马塞逊老是暗示要同我们大干一仗,尤其在图书馆经费问题上,更是如此。可是一到正式交锋时,得胜的往往是我。这是因为那位先生午饭时总离不开牛排和黑啤酒,到开会时,他便没精神了。如今,和希特勒的这场战争已经打到第三年,牛排自然是没有了,可是他的胃口依然**,午饭仍然是吃得过了头。
不过,我得承认,今天下午的会议却使我觉得有点难熬。讨论的问题与本系关系不大,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好几回发觉自己的思想竟在开小差。有一次,副校长不无突兀地问了我一句:“科尔曼,您看怎样?”我猝不及防,只得请他把问题重说一遍。我发觉有几位同事望着我,眼神颇有几分诧异。在那之后,我决心不再让人看出我的思想不集中,便强迫自己注意议题的每一细节,时而提出一两个问题。糟糕的是,有一次我竟然问到了不相干的事情上;我没有弄清讨论的**。尽管马塞逊每次开会都要出这样的岔子,可是看到我这回竟也出了错,他自然很有些幸灾乐祸。他假作关心地微笑着,身子往前靠了靠,随口说道:“恐怕科尔曼对我们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吧。”我当然很难堪,脸一下飞红了——
我人不胖,平时并不容易脸红—— 他望了望我,又微笑了起来。不过,尽管他这样厚着脸皮来找茬儿,我自信能克制住自己,我没有理睬他。在散会的时候,副校长伸手挽住我的胳膊——
我很不喜欢这种动作—— 一脸的虚情假意显而易见,他说:“科尔曼,有空吗?我想找您聊一会儿呢,到我那里去坐坐,好吗?”
我同意了,不过并没有学他的样,模仿着年轻人那种随便的口气来说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作为副校长,雷诺克斯并不特别年轻;不过他总比我小十岁。我有时觉得,或许正是由于我比他年纪大,才使他在礼节上找不出恰如其分的式来同我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