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作家曾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一路流浪到加利福尼亚，沿途所见使他震惊不已，“五千户人家即将饿死，情势尖锐紧迫。“他以写实的笔触，在书中详尽透彻地展现了美国历史上那一段令人无法忘怀的特殊时期。作品一问世便引起当时各州权贵**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甚至有一本名为《快乐的葡萄》的小说出版以示针锋相对。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愤怒的葡萄》的巨大影响，时至**，它仍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愤怒的葡萄》是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描写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的图景。小说饱含美国农民的血泪、愤慨和斗争，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
斯坦贝克是加利福尼亚人，生于萨利纳斯谷地一个中产**的家庭。
他自小生活在乡野，在牧场劳动过，对于山区的自然景色和贫苦的农民十分熟悉。他还当过助理药剂师和筑路工人。他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喜欢看欧洲和美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他断断续续读完大学之后，依靠自学进行创作，*早的小说描写英国历史传说中的故事，但并不成功。后来他以他所熟悉的山区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斯坦贝克的成名作是《煎饼坪》(1935)。作品突出流浪农民无忧无虑的心情。这些农民喜爱宁静的生活方式，并不向往财富，不愿意“为所有制的责任感所压倒”，讨厌“背上有财产的压力”。斯坦贝克还歌颂流浪汉之间互助友爱的情谊。这一切与贪婪倾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对照。属于这一类的小说还有《小红马》和《人与鼠》。《小红马》于一九三七年发表，包括三个短篇，一九三八年收入短篇小说集《长谷》时增加了第四篇。这个中篇小说以少年儿童乔迪为主人公，描写西部的牧场生活。小说始终从孩子的角度去观察世界；通过对马的生、病、老、死的描写，表现一个少年儿童的成长。小说中对乔迪的父亲、母亲和牧场工人贝利等三个人物的描写也十分逼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人与鼠》发表于《小红马》的同年，是一部**作品。两个流浪农业工人莱尼和乔治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莱尼力大无比，但智力不全，饮食起居全靠乔治的帮助。他们梦想将来能有自己的小农场，“有一间房子”，“养几只小动物”。斯坦贝克说这“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但这样低微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农场主的儿子多次侮辱莱尼，他的妻子又去勾引他，莱尼无意中掐死了农场主的儿媳。乔治含着眼泪亲手打死莱尼，不让他惨死在压迫者的枪下。《人与鼠》突出下层人民的梦想和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又把他们的不幸放在**对立的背景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人与鼠》像《小红马》一样，人物的思想极其单纯善良，情绪和愿望都是单一的，对自然景色怀有深深的眷恋，这一切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斯坦贝克早期创作的艺术风格。
《相持》(1936)描写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某苹果园条件恶劣，工资低廉，工人十分不满。共产党员麦克前去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果园主使用种种手段破坏罢工，麦克等人商量对策，使斗争坚持下去。小说结尾时双方“胜负未决”。小说表现的斗争是激烈的，对统治者的揭露也是充分的，但对共产党人的描写很有保留。麦克被写成一个粗暴的、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罢工组织者，惟以煽动群众情绪为乐事。作者把人道主义的同情与罢工斗争对立起来，通过一个医生的口声称“我关心的是人，不是事业”。
这多少削弱了主题思想的鲜明性。这一缺陷在《愤怒的葡萄》中有所克服。
一九三七年，斯坦贝克访问过一次北欧和苏联，回国后，继续在西部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到过欧洲战场，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顾问。一九四七年又访问了一次苏联。四十年代，他除了通讯报道之外，发表的小说主要有：《月亮下去了》(1942)、《罐头厂街》(1945)和《珍珠》(1947)等。《月亮下去了》是反法西斯作品，写北欧一城市被德国占领后的故事，小说在北欧获得好评，虽然美国批评界有所保留。《罐头厂街》和它的续篇《美妙的星期四》(1954)回到他早期的乡土风格。麦克等一伙流浪汉身无分文，日子却“过得比总统还惬意”。小说颂扬那种开朗、乐天的生活方式，以对照社会的倾轧与狭隘，但小说渲染的诙谐、抒情气氛显出夸饰的痕迹。
《珍珠》是一部**的中篇小说，根据墨西哥一个民间传说改编。印第安渔民奇诺在海里捞到一颗“晶莹明亮、光彩夺目”的珍珠。他满以为他的一切愿望(孩子有钱治病，穿着新衣服去上学，他自己买一把新的鱼叉等等。)都可以实现，结果是商人们串通一气，说它不是真货。晚上他家里受到袭击，房子被烧掉。他与追捕者搏斗时，他的儿子中弹而死。珍珠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招来横祸。他和妻子回到海边，把珠子扔进大海。奇诺刚毅不阿的性格、他斗不过强大的恶势力但决不向他们低头、他抛却财富但求安宁……像是清新的空气，驱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浊气味。
五十年代初，斯坦贝克离开他熟悉的加利福尼亚，迁居纽约。他五十年代的创作不甚成功。晚年的重要作品有《烦恼的冬天》(1961)，描写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者对美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忧虑。
正如斯坦贝克在一部游记里所说，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富有了，“见不到三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贫穷”，但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一种消耗性的病症”。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四年，获“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时期的贡献”。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书信集》等遗作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写的乔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户。这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一切变卖掉，换来一辆破旧汽车，一家十三口人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离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一家只剩八口，处于贫穷无业的境地。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书写得*好的人物。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转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
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 (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尔的《斯达兹·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赖特的《土生子》 (1940)，分别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争。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说，《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围，不等于说斯坦贝克是一位无产**作家。斯坦贝克同情破产的农民，支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是他把主要责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对立起来，借用人物的口赞扬联邦政府的收容所，说那里“有洗澡间和热水”，“没有警察”，“大伙儿自己当警察” ，因此，流浪的农业工人“喜欢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 “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意思是要求有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 ·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J.R.布赖厄编《美国现代文学十六家》) 在艺术风格方面，《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泥土气息，却满怀同情和愤慨，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一个饥馑的三十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所擅长的抒情描写变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强烈的对照中见出义愤：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前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入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者赞扬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像的创作，表现出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这一评语点出了《愤怒的葡萄》的特色。
董衡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