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神咖啡馆
1975年。某个清晨。花神咖啡馆的游廊。摄影师让-卢普?西夫站在一块玻璃之后,对着太阳,等待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取景框里的场景:近处,一张桌子和椅子,空着。烟缸空着,干净。所有桌椅都是空的,干净。玻璃外的巴黎显现了某种抽象品质。他想,这是由于隔绝。公寓楼许多窗帘陆续打开,人影零乱。药店的绿十字还亮着,霓虹炎热。红灯结束了,引擎声。有眼睛从早班巴士里向他张望。画面中,黑窗棂充满力量,切分玻璃、场景,几个反写的字母“CAF? DE”。光线明亮、柔软。他有点儿眩晕。那时,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奔跑着穿过圣日尔曼大道。
快门响了。
2004年。德国塔森(Taschen)出版社把这张黑白照片印在一本影集封面,起名《巴黎,我的爱》(Paris Mon Amour)。
这个清晨。我在同一块玻璃之后,对着太阳。取景框中的场景有着惊人的还原度。一切几乎都在,甚至圣日尔曼大道的奔跑。比如,金发的少年、穿套裙的女郎、戴呢子礼帽的老者、一对情人、穿红色毛衣的小狗。只是,他们的奔跑表明了一种与照片中不同的新的岁月,新的光辉。
1887年,花神咖啡馆开张,因一尊古罗马女神小塑像而得名。往事开始。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将一楼变成文艺杂志《巴黎之夜》编辑部,即使在“一战”期间,他也没有改变习惯,定时来到“花神”的办公室。1917年春天,他将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安德烈?布勒东。不久,借由阿波利奈尔,这两个年轻人又与路易?阿拉贡相识,从而奠定了达达主义的团体基础。同年,在“花神”,他发明了“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这个词。阿波利奈尔死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19年,达达运动的主将,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来到巴黎,他指名来到“花神”,向阿波利奈尔致敬。1920年代初,一个叫安德烈?马尔罗的年轻人经常来喝一杯冰的潘诺茴香酒。那时,他刚发表了诗体小说《纸月亮》。十年后,1933年小说《人的境况》获龚古尔文学奖。1959年,他成为戴高乐时期的文化部部长。
1930年代。某夜。一个叫帕斯卡尔的侍者穿行店堂。
他刚为游廊中的诗人雷蒙?格诺续了咖啡。之后,他从两张桌子中间走过。一边坐着“爱欲与死亡的大师”乔治?巴塔耶,另一边坐着超现实主义诗人罗杰?维特哈克。他与一些蒙巴纳斯“逃出”的艺术家打着招呼。先是野兽派的安德烈?德兰,接着是雕塑家贾科梅蒂。在一个远的角落,他看见超现实主义画家伊夫?唐基与作家里奥?马莱交谈。终于,他停下脚步,把一杯咖啡放在导演马赛尔?卡尔内面前,几张纸上是电影《雾码头》潦草的台词……
一些散碎的前情,算是暖场。
侍者开门,那块流转的玻��上的影子:零乱的梧桐树、片刻车灯、那个抽烟的女人及她的顾盼。
暖意。轻的人声。装饰艺术风格的屋顶、廊柱。高靠背的沙发座。低矮的木椅子,附着绛色的皮子。深色桃花心木壁板。米色墙。灯光。马赛克地面像褪色贝壳或者蒲公英。所有围栏、把手、镶边都是金色,提示着昂贵。许多镜子、许多镜子里的空间。许多打黑领结的侍者和他们的幻象。
客人不多。门边**张桌子坐着英俊颓唐的青年,他观察喝咖啡的人,用一支炭笔画速写。一对老夫妇,一份报纸,先生喝黑咖啡看新闻,太太玩填字游戏。另一桌在进行一次采访,女记者和中年男人,关于一部电影。远处镜子里一个红头发小女孩儿大口喝着热可可。窗外,游廊里抽烟的女人打开一本书,无比缓慢地读着……
咖啡配着奶脂,杏仁果香是仿佛的事。
1940年6月14日,巴黎沦陷。
“在‘花神’,我们渡过沦陷时期,如同穿行大海,时事的惊涛骇浪打碎在甲板上。”
这是一个叫亨利?佩尔蒂埃的画家说的。正是如此。
萨特与波伏娃的“花神”传说也开始在沦陷时期。一次倾城之恋。
波伏娃在1941年1月来到“花神”,当时萨特还囚禁在德军的战俘营。她选择这里是因为暖和。老板保罗?布波尔1939年买下“花神”,在大厅里安装了火炉。就是物资*短缺的日子,他也总能设法搞到燃料。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没有那么多纳粹。
4月,萨特回到巴黎,他们基本就在咖啡馆工作了。桌子在电话与厕所之间,周围是稿纸和可疑的气味。
有关这段岁月,萨特写道:“我们完全生活在这里了:从早上九点到中午,我们在这儿工作,之后去吃中饭,两点钟我们重新回到这儿,和遇到的朋友们聊天直到八点。晚饭后,我们再接待约好的人。这可能让你们觉得奇怪,可是我们已经把‘花神’当成家了。即使空袭警报响起,我们也只是假装离开,之后爬上二楼继续工作。”
1943年,萨特出版了《存在与虚无》,他的**部戏剧《苍蝇》上演。波伏娃出版了她的**部小说《女宾》。
萨特说:“四年时间里,对我来说,通往‘花神’的路就是自由之路。”
那个时代,比之咖啡馆,“花神”更像一个英式俱乐部。10人或12人一桌,每天都聚集着故交和新知。每个人都可能突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要你知道如何让他们接受。诗人法尔格和作家莫利斯?萨什每天都来。女影星西蒙妮?西涅莱的演艺生涯始于“花神”时期,她在回忆录里写:“1941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诞生’在花神咖啡馆的一张椅子上。”1960年,她凭《**社会》一片获奥斯卡*佳女主角奖。
在沦陷期,“花神”似乎充满着与之相反的自由空气。一边是以超现实主义诗人贾克?普维为**的“普维帮”,另一边是恢宏的“萨特家族”,当然,还必须有玛格丽特?杜拉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作家迪翁尼?马斯科罗和罗杰?瓦拉,前者是杜拉斯的情人,后者在1957年以小说《律令》获龚古尔文学奖。
老夫妇走了,留下空杯子和没有填出的几个词。采访还在进行,女记者不断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远处镜子里红头发孩子消失了,一群大学生围着一壶马可波罗茶高谈阔论。
游廊里,抽烟的女人并不喜欢她的书。这一页上的句子让她涣散。她看着困在树枝间的一只粉色气球的摇摆,等待,一个人,一次偶然,一次巧合,一次可以让我们在片刻体验生死爱恨的事件。也许,她只是等气球飞走或破碎的时机。可能,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不知道。可是她等。所有喝咖啡的人都在等,没有人等到。可这不重要,只要可以等。
一个像贾科梅蒂的男人走进咖啡馆,打扰了我的妄想。他直接走上旋转楼梯,看着镜墙里的自己,消失了。
杯子倒入新的奶脂,咖啡淡了,冷了。
“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波伏娃记述她的某个工作日,某种常态。那已是巴黎战后。她在写《第二性》。
咖啡馆散场。侍者收拾残局。
存在主义的烟蒂、轶事党的冷酒、一把超现实者遗忘的钥匙、杜拉斯扯碎的信笺、让?谷克多留在菜单上的色情画。一团观念、价值、意义纠缠的烟雾,属于所有人,没有边界没有结果。
圣日尔曼德普莱是相遇和相知的地方,一个绝妙的实验室,每个人展现自己的形状、颜色、趣味、对于自由的看法,因为重要的是自由,是一切的前提。
萨特走了,“花神”并不寂寞。
1960年代,她属于电影。
“在这个时代,人们印象中所有电影人都聚集在此:男演员和他们的女神、写对白的人、布景师,几乎全部参与电影制作的人。”主演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丹尼尔?盖林这样形容。碧姬?芭铎出演《上帝创造女人》成为法国梦露,她与青春正好的阿兰?德隆、贝尔蒙多一样,喜欢坐在“花神”的露台上,如同之前的西蒙妮?西涅莱、伊夫?蒙当或是钱拉?菲利普。
在“花神”,也不缺新的知识分子,“新小说”派创始人阿兰?罗布-格里耶构思他的小说,1960年,他担任编剧,阿仑?雷乃拍摄了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此外,还可以相遇罗兰?巴特、萨冈、米歇尔?布托尔、娜塔丽?萨洛特、罗曼?加里。
另一支时尚人马也开始现身“花神”。服装设计师圣?洛朗、纪梵希、拉格菲尔德、纪?拉罗什……
朱丽叶?格列柯曾说:“‘花神’里的人们总比外边的好看一点。”
账单,倒扣着。
一众游客进来,带着持续的寒意和喧哗。侍者大幅度地穿行,一切才开场。
某人大声读着菜单上萨特的语录“在花神咖啡馆见”(Rendez-Vous au Café de Flore)。邻桌的采访结束了。在门口清静的瞬间,告别。“花神”早间**场景完全落幕了。被围观,被体验,只因为这个名字。
美国电影人继续“花神”情结。莎朗?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罗伯特?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弗朗西斯?科波拉在一次电视采访里宣称,他的梦想就是生活在圣日尔曼德普莱,这样就能每天早晨到“花神”吃早餐。约翰尼?德普没有固定时间,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萨贝拉?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杰克?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初的太阳。还有阿尔?帕西诺、蒂姆?伯顿、雪儿、保罗?奥斯特。
出门,穿过游廊。照片中的桌子恢复空白。抽烟的女人走了,一只烟缸盛着一个上午的等待。
许多人在抽烟。他们在全世界被驱赶,在巴黎也是。即使在咖啡馆,在“花神”。别无选择。他们只允许在室外抽烟,以不同的姿势,低语、交谈,喝迅速冷却的黑色液体。烟雾也是冷的,像固体,静默。在人之间,在暖灯之间,无法定义,可是表达了一种相同的价值观。
看与被看。
一间咖啡馆和一个上午。
一棵圣日尔曼大道的梧桐,树枝间一只粉色气球盛开着冬天的太阳。
艾米莉的小世界
游荡。一只猫推开了百叶窗,揭露了一角私生活,一张不设防的床。房子高低错落,光线的遮挡和袒露都非常复杂,就有了戏剧性。走过一块足以表现人物境遇的暗影,之后,在一束适合独白的追光里点一支烟。
太多的转角、路口。所以,除了相遇,别无选择。遇到人,也遇到场景。现在,当勒比克街(Rue Lepic)遇到古书瓦街(Rue Cauchois),就是“两个磨坊”(Café des 2 Moulins),艾米莉的咖啡馆。
樱桃红小馆。露台细小,没有暖灯、玻璃壁板。几个喝咖啡的人,一把阳光。低语、车声、安静。一间杂货店,柴米油盐味儿。穿过路口,进门。店堂热络。一半是邻里熟人,围着金调子的吧台,站着、坐着,谈论天气、政治、交换流言,喝闷酒、看报、与人调笑。他们正是电影里的蒙马特人。一半是外来者,外国人、游客,完全是被艾米莉的咒语感召来的,怀着神秘的念想和相信。他们正是看电影的人。
一张海报,椭圆形,框在镜子中,穿红毛衣的艾米莉,坏笑,看着所有人。催眠他们。
现实是,没有艾米莉。侍者都是男人。被**到一张外来者的桌子。从菜单上找一个应景的名字——“尝尝艾米莉”:焦糖奶油+咖啡。
电影画外音:
日日,月月,年年。外面的世界一片寂静,艾米莉靠着想象力生活……五年后,艾米莉?布朗做了女招待,在蒙马特的两个磨坊咖啡馆。现在是1997年8月29日,再过四十八个小时,艾米莉?布朗的命运将彻底改变……
咖啡馆20世纪初就有了,但这个店名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两个磨坊”指“红磨坊”(Moulin Rouge)和“加莱特磨坊”(Moulin de al Galette)。都在附近,都有名。
1999年10月,导演让-彼埃尔?热内来这间家门口的小馆吃饭。他和拉贝的女儿谈起这部电影,并想在这儿拍摄某些场景。她的回答是:“我爸爸不会答应的。”
不久,热内又来了,再次提出要求。拉贝不同意,解释说:“如果在2000年5月拍摄的话,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我不能让这种混乱影响了其他人。”热内坚持,并许诺把影响减到*小,比如,不在附近停卡车,不这样,不那样……
拉贝说:“我向顾客问询,他们认为我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鼓励我,许多人高兴看到他们的小饭馆成为电影场景。*后我答应了。”
此后,摄制组与商会达成协议:人行道上不能有电线,**和送货时间不能拍摄。
“与这部电影一起生活的日子是独特和美妙的。”拉贝说,“热内重现了巴黎咖啡馆的诗意和迷人。”
勺子落下,冰的声音。
焦糖皮儿破了。馥郁,甜蜜。
人来人往。
艾米莉的味道,少了一点儿古怪精灵。
电影火了,多杜成为偶像。
之后,很多人来看艾米莉。
一次,热内从露台的桌边起身,准备离开,一个姑娘拦住他,说:“请您帮忙摁一下快门,我想与咖啡馆合影。”
游荡,在蒙马特。这些小路,明媚、慵懒。
遇到许多小铺子。
花店叫“以玫瑰的名义”。若干小桶,若干玫瑰,只有玫瑰。剪子响。不**是不被宽容的。一地花瓣,自由又疼痛。
拉链声,一双皮靴慢慢打开,鞋店里,一个姑娘露出漂亮的小腿。
还有书店外的小摊,挥发出的纸香和只言片语。
在阿蓓丝小径(Passage des Abbesses),一幢黄色公寓楼下,遇到绿色小杂货店(Au Marché de la Butte)。电影中它属于悭吝的克利农(Collignon)先生,被艾米莉反复捉弄的角色。门外货摊卖水果、蔬菜、糖,夹杂着艾米莉的剧照。
买一支棒棒糖送给**个经过的孩子。
画外音:
有时,周五晚上,艾米莉会去电影院。
艾米莉独白:
我喜欢在黑暗中观看其他观众的表情……我喜欢观察人家忽略的细节。
走在安静倾斜的小街索洛兹(Rue Tholoze)。
经过“Studios 28”电影院——这个下午关于《天使艾米莉》的第三个场景。
很小门面,贴着几张海报。此时,霓虹名字亮着,淹没着。几级红色台阶,一个女人坐着吸烟。这是全部。
2000年6月11日,《天使艾米莉》在这儿拍摄,有一张特制的电影票。
走上台阶。售票亭在暗影中,空着。
“这么好的太阳,没有人想看电影。”女人站起来,“你真的要看电影?”
“那要看是什么电影了。”我说。
“一部新片叫《美味》,如果你喜欢多杜。”她说,“或者——”
“什么?”
“那样,一个人在黑暗里,或者,两个人在阳光下。”她打开烟盒,抖出一支,“而且,多杜老了。”
我们在太阳下。一起,一支烟的时间。
“其实,我更喜欢在黑暗中但知道光明就在外边。”我说,“再见。”
她向售票亭走,我向小街深处走。
“你等一下。”她喊,站在台阶上,“我欠你一场电影,这**,这一场。”手里举着一张电影票。阳光制造。
游荡,在蒙马特。
再遇到勒比克街时,有一架旋转木马亮起灯火。在艾米莉的小世界,在冬天,蒙马特人正热切期待着一个夏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