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活?”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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