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有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兴奋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活泼,兴趣何等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地丛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看天亮换天昏,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地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现,我有时竞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象是国务院前的断肢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