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序言——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好的文字是德文,我*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详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个十八岁的人,他也**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龙应台、安德烈母子对话录(选摘) 【关于母子】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龙应台 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 我看着你点烟,跷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龙应台 【关于事业】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平庸的人。
——安德烈 对我*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龙应台 【关于生命】 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安德烈 老人,上楼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
老人,不说话时,嘴里也可能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
老人,不吃东西时,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做吸食状。
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可能眼屎多于眼泪。
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累了睡不着,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忘了去哪,记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记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还好“皱纹”是不痛的,否则……
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安德烈?
我已经开始了,亲爱的。……
“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安德烈,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我对这**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气切插管,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要麻烦你了,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 【关于成长】
烟,一圈圈缓缓缭绕,消失,我开始想那过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想,我的“家”,又是什么呢?*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别生气啊),是我的朋友。怎么能忘记那些星期天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后一刻,假装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里,我们挤进小镇的咖啡馆喝热乎乎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一声飞过我们的头。
——安德烈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