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黄仁宇 公元前221年,对嬴政来说,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随着齐国国君建走出国都临淄城,向秦将王贲投纳版籍,齐国灭亡,历时9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
坐在咸阳宫里的嬴政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在这9年当中,无数的人流干了眼泪,流尽了鲜血,流亡在天涯,**倾覆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杀人之外的娱乐游戏。这在秦国,也不能例外。然而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人们忽然发现,公元前221年的景象,与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从这一年开始,天下的百姓要陆续抛却以往所有的生活经验,去迎接一轮执政者所说的“新的曙光”。无论是对种地的、读书的、还有做买卖的,除了以*快速度适应新时代,没有他径。以往的赵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时已统称为他们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们需习练相同的文字,出门打车,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订了宽度的新坐骑。固然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们已经看到了嬴政的决心,他要在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新**里,演绎一段全新的传奇。
嬴政对此是有**的信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处理**大事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有耐心。吕不韦门客三千,故吏遍地,权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两子,阴谋叛乱,*后皆为嬴政所灭,这其中固有诸多因素,但若无耐心,怕大事也难一蹴而成。
自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王位,至“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御宇内”,不会不会明白,战争动乱,六国“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实际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设。这是王朝巩固的基础。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风俗,统一钱币形制,无疑是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开端。嬴政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需要慢工。
史载,嬴政每天需要批阅的各地奏报,以竹简的重量来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在,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这一数字对于嬴政是*为基础的规定。每天如果没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应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在史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宫闱之事,就连他的皇后的名字,人们也无从知晓。
****的大帝国,需要他耐心细致的指点,也脱离不了他个人性格的点缀。耐心细致,所以帝国广大,却皆遵循着同一种原则;个人性格,所以在细节之处,也显露出其艺术性的想象力和胆魄。后者,如同黄仁宇先生论及的一样,我们应该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正由于他们在1974年的意外发现,让人们从赫赫兵马俑的身上,寻找到了窥探真实嬴政的另一个线索。
黄仁宇先生由此说道:“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究嬴政在兵马俑上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解释他在成为天下的主人后,在**层面上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轨”,或是将钱币形制定为圆形方空,以致后世虽有名称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废分封,立郡县”,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将全国的豪族世家120000户迁到首都附近,以便压制监督,同时承认自耕农对所开垦荒地荒山的所有权。 这些被后世称为“万代所宗”的小手笔、大手笔,以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为了“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个整齐划一体系下,感受到如黄先生所称的“平等的观感”。
由着这样的创造,我们便常能于史书之中翻阅到“黔首大安”这样的篇章字眼,从**的眼光来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称原则,对中国日后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大,而就其当日所铸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为“残酷无道”、“丧失人性”。这就好像青蛙吃苍蝇,就论其为嗜杀成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汉初勤于总结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训,制度上却依旧“汉承秦制”。嬴政*大的功绩并不在此,而是如黄先生所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
在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于空旷一片的白纸上,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进而以进取之姿态,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性的冒险活动。这样的君王,称其为“千古一帝”丝毫不为过。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才有以后在这个嬴姓子孙身上所发生的令人“切齿痛恨”之事,让人无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奖或是彻底的贬损。这也正是黄先生所论“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的意思。
就像前面说的,这与嬴政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胆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这条“天下**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宽处约60米,*窄处也有20米。
同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太多而城过小,下令修建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时只修了一座前殿,而仅仅就是这么一座前殿,其规模就令人叹为观止——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因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新建的**体育场,拥有**性坐席80000个,在使用现代化机械、有7000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情况下,用时5年方告竣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宫,在秦代,又需要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
倘若说修直道是为了国防建设,那么阿房宫则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残酷无道”,况有“焚书坑儒”这等灭绝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为和创造是决然不能掩盖其血腥的本质。嬴政千年的骂名由此注定。然而**草创,一切从零开始。谁曾为他提供*为确切的参考?谁有能发誓说如果自己站到那时的场景,不会有嬴政的手段?作为一个全新世界的统治者,倘若抛却应有的想象力和胆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会让后来人发出”过于保守,而不思创新,毫无帝王之象”的责难?
事实上的情况,黄仁宇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从而又指出实际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嬴政无人能代替,“朕就是国”,他一闭眼,这个**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时已是秦二世,就此论嬴政,未免过于成王败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种树人的角色,玩笑点说,他犹如《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后历朝历代,不过损益相承罢了。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
——黄仁宇 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为此时的汉帝国,与身心疲倦,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他(刘邦)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
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
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展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层原因。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分封异姓功臣为**七国,同姓子弟为**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
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靠着如此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侯国经济发达,**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没钱,不得已而为之。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
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时艰出明主,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刘恒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望,将帝国带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事实上,在其登位之处,即便是拥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没底。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著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认现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缓矛盾双方的情绪,力求一个相对平缓的态势。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正是他这种指导方针的体现。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若想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架势,需要的是“见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恐怕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
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登基3个月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黄仁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 帝王时代,正规化不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权的凸显。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以万计,用来串起铜钱的绳子已经断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连粮库都存不住了,新粮下面压着旧粮,有些粮食已经腐败得无法食用。
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槃。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令他*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阶段里,*重要的一个变动”。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事件的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
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
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