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你自己完成的谋杀
设计的社会和道德责任
真实的情况是,人们并不要求工程为**而设计。要是仍然不行动就是犯罪了—
因为有足够的事实说明,我们的行动将能够引起改变,车祸会减少,高速路上将不会再有屠杀… … 是到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罗伯特?F?肯尼迪
离开学校后,我*早做的一项工作是设计一种台式的收音机。这是个裹尸布般的设计:设计机器的外壳和电子装置。这是一种外观设计、样式设计或者说是“设计美容”,这是我**次做这件事,我希望也是*后一次。这种收音机是战后市场上*早兴起的轻便型台式收音机之一。尽管我还在学校做事,我还是被这个工作吓着了,尤其是当我想到我设计的收音机是一家新开张的公司**的产品时。到了晚上,我的雇主——G先生拉着我到了他的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公园。他问,我是否已经���识到了为他设计收音机的责任。
由于老是觉得它不可靠,我便情绪高昂地谈起市场标准的“美”和“顾客满意”的话题来。他打断了我。“是的,当然,你说得都对,”他继续道,“
但是你的责任远比那些要大。”接着,他又发表了一通他自己(往大里说,包括设计师)要对他的股东,特别是对他的工人负责的陈词滥调:
你就站在我们的工人的角度上想想你做收音机承担着什么后果吧。为了生产,我们在长岛建了个工厂。雇了大约600个新手。工人们来自许多个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印第安纳州,他们几乎是连根都挪到了那里。他们都卖掉了自己原先的住所,然后又在那里买了新的。他们的孩子也被从原来的学校拽了出来,塞到了另外一个学校。在他们那块新的土地上,为了他们的需要,各种各样的超市、药店和维修站都会开张。现在,设想一下收音机卖不出去。一年之内,我们就把他们都得辞掉。他们将没法付房租,没法买车。钱周转不起来,商店和银行都得关门;房子又得拿出来卖掉。他们的孩子也必须得换学校,除非他们的老爹找到了新工作。头疼的事儿太多了,这还没说到我的那些股东呢。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你犯了一个设计上的错误。那就是你的责任所在,我敢保证学校里从来没教过你这些!
由于年轻,坦白地说,我当时被他镇住了。在G先生那一封闭、狭隘的市场辩证法体系里,所有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么多年之后,从一个较高些的位置往回看,我必须承认设计师要对他投放市场的产品的设计方式负责。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太狭隘。设计师的责任必须远远超越这些想法。在他开始设计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他的社会和道德判断就必须起作用,因为他必须作一个判断,一个先验的判断,即人们让他设计或再设计的产品是不是完全值得他去做。换句话说,他的设计是不是站在社会利益这一边。
食物、居所和衣服,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类生活必需品。随着社会日趋精致复杂,我们又在这个清单上加上了工具和机器,因为它们能够使我们生产其他的三项。但是,人类有比食物、居所和衣服更多的基本需要。千百年来,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喝着纯净的水,但如今这幅图景却遭到了急剧的改变。尽管空气、河流和湖泊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是,普遍来说,工业设计和工业本身显然对现状负有一定的责任。
外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常常是电影创造的。那是个让人宁可信其有的童话世界,到处都是灰姑娘喜欢的“安迪?哈迪上大学了”和“雨中的歌唱”之类的事情,它比情节和明星更直接而且下意识地感动了我们的外国朋友。它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环境,一个被各种触手可得的新式小玩意儿装点的环境。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出口各种产品和新鲜玩意儿。对于那部分我们乐意称之为“自由”的世界,在文化和技术“可口可乐化”愈演愈烈的同时,我们也忙着出口环境和“生活方式”,1982
年在尼日利亚看《我爱露西》节目的重播,或者在印度尼西亚看《鬼门关2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已经不稀奇了。
设计者——策划者对几乎所有的产品和工具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也就应该对我们在环境上犯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不仅要对差的设计负责,还要对没有履行责任负责:由于抛弃了责任,没有发挥创造才能,他要负责;“没参与”或者“敷衍了事”,他也要负责。
有三个图表可以解释设计中缺乏的社会承诺。如果我们把一个三角形看做设计的问题(见图1),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工业及其设计师关注的只是三角形顶端的那一小部分,却忽略了真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