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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艺术品,即便不借此让社会针对任何特别的话题,去提倡或反对任何特别的行为,也非常可能同时是戏剧性的和时事性的。但是,如果它有所偏颇地描述以对抗为特征的矛盾冲突,在对观众的致辞中和获得胜利的主要人物的言辞中,也是有倾向性地给出宣告,在这些情况下,还运用嘲笑、讽刺和人身攻击,那么,这部艺术品就会成为公众态度的决定因素,甚至还可能是对某些行为的一种鼓励。柏拉图认为阿里斯托芬《云神》中对于苏格拉底的嘲笑,在形成*终使得苏格拉底败诉的敌对情绪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从上面来自于《阿卡奈人》的引文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喜剧诗人愿意采纳这个与教诲诗传统(参照本书页35)相一致的观念:以“诽谤”来鞭笞社会,从而修正它的愚蠢,是喜剧诗人的职责。一些(不是所有)阿里斯托芬戏剧的政治主旨可以**地概括为:《阿卡奈人》和《吕西斯特娜特》( Lysristrata)说“停止战争!”(《和平》[Peace]也给出了这句话,但事实上,在这出戏上演之前的几个月,城邦就已经做出了采纳和平的决定)。可以理解,*近时代的一些批评家把这样的戏剧看作是一个具有保守情绪的诗人作出的热情洋溢的尝试,以扭转观众到他自己思考城邦话题和艺术趣味的方式上来。而其他批评家,由于注意到所有阿里斯托芬同时代的诗人以及他的前辈诗人,从残篇断简和后世著作家的摘引片段来看,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路线,他们就认为喜剧是社会的一部分人战胜了另一部分人,所践行和喜好的一种艺术形式。还有一种可能性被提出: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和[78]诽谤只是一种玩笑,在这被赋予了特权的场合,其受害者并不比观众所容忍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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