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佚名
有7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没有称量具和有刻度的容器。
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效果迥异。
方法一: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多*好。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阿克顿的结论是:权力导致腐败,**的权力导致**的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人在一周中只有**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方法三:大家选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因此彼此相互扯皮,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无疑将享有那份*少的。
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好的制度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使人逐渐趋于公平与公正。做人也是一样,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分粥”制度,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往氛围,*终大家都受益。
【原载2001年7月20日《扬子晚报》】
寂寞的“左拉”
孟波
寂寞的“左拉”在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总觉得早该为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写下一点文字了。
初夏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中国人或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或在旅途中享受良辰美景。没有人会想到4年前的这个时候,河南郑州某乡村一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处决),没有人会想到3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10位白发皤然的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对此进行了控诉和声援。
也许不是人们想不到,而是这个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人们的记忆。然而我却把这个事件称作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之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一名德国间谍证明德雷福斯根本无罪。然而,法国军方却用尽各种手段,掩盖真相,伪造证据,拒不纠错。这时,法国**作家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不顾势单力薄,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1898年2月发表了震动一时、举世闻名的《我控诉》,控诉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虽然7月左拉以“诽谤罪”被判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流亡英国,但他和军方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昭雪。这就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开1999年第3期《同舟共进》、3月号《**名流》和5月号《劳动人事社会专刊》杂志,一篇题为《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的文章赫然入目。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戴煌等10位北京知识分子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在我们党和**领导人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欢迎舆论监督’的大好时代,在新闻单位力促公正审理连发三次**高层领导参阅的材料、*高法院也予以干预之后,青年农民曹海鑫还是被郑州市法院蓄意枪杀了!”
1995年4月,郑州市金水区祭城乡西韩砦村经过民主选举,推举曹海鑫为村民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于是心怀嫉恨,图谋报复。当年9月28日晚,在一系列公开的挑衅之后,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执铁锨、木棍等追打曹海鑫。曹海鑫无处可逃,遂操起放置于室内的猎枪,意欲吓走对方。双方在争夺猎枪过程中,猎枪走火,击中曹新春腹部,送往医院后曹新春因失血过多死亡。1997年5月16日,郑州中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1998年9月25日,在时任**政法委书记、*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批示对此案要“慎重处理”的情况下,在*高院要求将该案上报由该院定夺、且案卷已调至*高法院的情况下,郑州中院以半秘密的方式对曹海鑫执行了处决。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却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嘘唏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然而,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10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有;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一时间,让人无法说清这到底是中国“左拉”的尴尬。还是中国知识界的尴尬,到底是中国“德雷福斯”的悲哀,还是中国司法界的悲哀。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另一段历史来。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入狱。1977年被枪杀时,其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起。双乳被割,尸体被奸。临刑前,她在一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然而,不公、专制、独裁*喜欢的就是沉默,*喜欢的就是鸦雀无声。借着这沉默,它会把灾难一个一个降临到每一沉默者的头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1957年刘少奇在民主人士手拿《宪法》讨要公道时沉默不语,等到自己举着《宪法》讨要公道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时,**那么多大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后来,当这些大员一个一个也受到错误批斗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谁面对灾难沉默,灾难就早晚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道理。
正如1898年左拉在法庭上所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历史正如左拉所言,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在感谢左拉。1994年法国隆重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998年隆重纪念《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毕竟,左拉的控诉真正检验了世界上**个《人权宣言》,真正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
但是,有**,会有人来感谢中国的“左拉”吗?不知寂寞的“左拉”还要等待多久。
2001年5月6日郑州
【原载2001年第8期《同舟共进》】
因近事想起张松揭曹操的短
何满子
因近事想起张松揭曹操的短一位东北来的熟人谈起他们那里的乡村选举,称赞那里的群众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辨别和评价的能力,举了一个亲见的实例:那里的选举中有两个旗鼓相当的竞选者,两人都担任过乡村的领导职务,选民对该投谁的票很难定夺,只有取决于两位竞选人的竞选演说。一位在演讲中力夸他以往的“政绩”,说的也都是实话,顶多略略夸大了一点。另一位则几乎是一篇检讨书,说在改革之初分产到户时,如何缩手缩脚;在农民搞多种经营致富时,他如何带着老脑筋不给支持;当人们组织建筑工程队去城市扩展生路时,他如何不给协助反而阻挠,等等,都举出具体的实例。*后才痛责自己赶不上形势屡犯错误。如果群众再信任他,选他办事,一定吸取过去的教训,努力为大伙做好事,希望群众给他立功的机会,云云。
结果是,夸功的那位落选,检讨过失的那位当选了。很显然,一个敢于暴露自己的过失,敢于检查自己不足的人,群众更加信任。而那些自夸一贯正确、对做过的好事大肆宣扬、错事则绝口不提的人,人们心里就有问号,不敢轻信。大家顾着面子,不来揭穿你罢了。
倘遇上个顶真的,把自我吹嘘的那一位的劣迹当面开涮一番,事情就很难收场了。对于权威人物,那便是极大的冒犯,上海话叫做“触霉头”,晓事的人是**不干的。但小说里有,这使我想起《三国演义》里张松抢白曹操的故事。
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说是曹操要以威势压服张松,特地引后者到西校场去观看“军容之盛”。张松不为军威所动,于是曹操大言道:“(我)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张松回答得很刻薄,说:“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政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于天下也。”气得曹操要斩张松,幸亏杨修苦谏才罢。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编造,《三国演义》要尊刘抑曹,存心出出曹操的洋相,故而要揭揭他的短。但对于专夸自己一贯正确、通体漂亮的人,却也是一点教训,作自我宣传者尤宜深体此意,别以为无人揭短就可以随心所欲。友人所讲的两位候选人的表态,那位只讲自己的好处的竞选人的失败,就是一个教训。
【原载2001年8月6日《今晚报》】
什么是实话
潘多拉
什么是实话“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以他特有的幽默与狡猾,为他本人终于未能免俗、终于按捺不住加入到名人出书行列中的行为作了以上辩护。
崔永元的新书叫《不过如此》。我没有看,如果没有特殊目的,今年肯定也不会有闲心找来认真拜读,尽管我相信他的书应该比其他许多名人的书写得好。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些报纸对他这本新书的宣传文章。一家报纸刊登了10多条“崔永元机智对答”(不知是不是摘自他的新书),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一下子把崔永元的思想深度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崔永元答:我敢。应该说,公众对“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
崔永元对公众对“实话”的误解,大概是指有时人们觉得,在《实话实说》节目,有些嘉宾和观众席上的来宾的发言听起来很不舒服,比某些“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官人的讲话还要空洞虚假,简直是对《实话实说》节目的绝妙地讽刺。我偶尔也看《实话实说》,对此很有同感,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已经没什么实话可说了,是不是中国会说实话的人都变哑巴了,所以《实话实说》节目不得不降格以求,不惜冒着伤害观众感情的危险,把这些个口是心非、三句话不离“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今个儿咱老百姓真高兴”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请去做嘉宾?
现在,了不起的崔永元,以他这些年主持《实话实说》节目练就的非凡的洞察力,告诉我们这些痛恨官话、套话的人: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们并不都是伪君子、两面人,他们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请他们到《实话实说》节目中当嘉宾并无不妥。说得更明白点儿: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实话实说》节目中该不该出现官话、套话,而在于人们该不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凡官话、套话都不是实话。
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群众疾苦,以服从并服务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能事的官话、套话,为何竟然会是某些人“内心真实的表述”?一种解释是,这些人长期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整天耳闻目睹的都是经特殊加工处理后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他们不但会从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发出“太平盛世,阳光明媚”的感叹,而且还会像当年的晋惠帝那样,一本正经地责怪天下饥肠辘辘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对现实生活也有一定了解,但却习惯于把公众看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群氓,认为根本没必要对他们负责,向他们讲实话。美国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曾撰文讽刺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1865-1923)的就职演说“不知所云,满篇是毫无关联性的同义语重复”;但门肯同时把很大的责任推到听众头上,认为他们都是些呆头呆脑的扬基佬、小镇混混、低级政客、理解不了两音节以上词汇的笨蛋、跟不上两公分长的逻辑判断句的白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见到手势、听到声调铿锵就热烈鼓掌。而哈定总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对用蠢话打发这些蠢材乐此不疲,因而自己也成为一个蠢材”。哈定以为听众都是蠢材,于是乐于用蠢话去打发他们,久而久之自己也成为一个只会说蠢话的蠢材。我想,哈定的听众中应该不乏明白人,他们或者慑服于哈定的威势,或者不愿当场揭穿他的蠢话以避免让他难堪,或者只不过是来给他捧捧场,但这些“明白人”的表现却进一步误导并纵容了哈定,令他愈加对自己的蠢话表演洋洋自得。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官话、套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成了“内心真实的表述”的实话。崔永元洞察到了这一点,好生了得!
【原载2001年8月6日《法制日报》】
奴 才 英 雄
刘洪波
奴才英雄暑假里,不知哪个台在播放《水浒》,于是又看了一遍。
这天看的是《夜打曾头市》,不知怎地演出一段宋江要杀铁牛兄弟的戏来。宋哥哥要杀李逵,当然是因为李逵犯了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宋哥哥要杀他。因为所以,因为就是所以,所以就是因为,宋大哥仁厚道义,这是定了性的,这个性一定,他要杀人,就定有杀人的道理,事情应该这样来认识。
宋大哥要杀铁牛,铁牛有什么想法呢?铁牛说:“我这个头是宋大哥的,他什么时候要砍就砍,只要他舍得。”电视上:铁牛是这样说的,这个话,基本符合铁牛的性格。像铁牛这样的人,怕的是他不服气,只要他服了你,便是要杀要剐也满心欢喜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画蛇添足地说:“只要他舍得。”铁牛的觉悟是很高的,他既然相信宋大哥的义气和英明,就不会有“舍得舍不得”的问题,大哥肯定是舍不得,大哥要杀,定有非杀不可的道理。犯错而被杀,便是自己实在“罪在不赦”;无错而被杀,肯定是因为杀掉自己有利于梁山的事业;莫名其妙而被杀,就只能怨自己无法、脑子不够用,以至于大哥的英明决定自己领会不了。
李铁牛与宋公明的关系,完全不能算作一种对等关系。虽然他们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但倘说是战友,是很不恰当的。宋江急公好义,但与他战斗在一起的诸位好汉,本质上都不能算是他的同事,只能说是他的“忠勇仆从”,梁山泊的头领与众将知此,黑社会里的老大与喽啰如此,东京城里的皇上与“众爱卿”也是如此。李铁牛是忠勇仆从中的佼佼者,虽其本质纯朴加之心地简单,便是要他有一些什么自私的想法,都绝不可能,所以比一般的仆从更能效其忠节。
放开与宋公明的关系,李铁牛就是“英雄”了。他*能出生入死,*能奋勇前行,哪里困难多就往哪里去,只要能让他发挥作用,“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他的主要兴趣是杀人,杀起来往往忘了为什么杀,“砍得手顺”就“排头砍”,“虽然没了功劳,我也杀得快活”,黑旋风刮过的地方,总是人头如瓜落。他的素质是成问题的,根本不像一个有远大目标的起义战士。然而,他要操这个心做什么呢,远大目标是宋公明来掌握的,挥手的事情由宋公明做主。
梁山好汉的故事,被定性为“英雄主义的鸿篇巨制”,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在这些英雄中,李逵大概是*受人喜爱的。然而,我从里面看到刀光剑影,看到“风风火火”,虽然也不时感到力量的奔流,但每想到一群“忠勇仆从”在那里砍杀得起劲,就总要想起鲁迅“终于是奴才”的断语,而且这些人成为奴才,并不始于受招安后打方腊,而始于把自己的脑袋送给“大哥”。聚义厅改不改成忠义堂,并没有区别,招安不过是证明好汉中**的主子原也不过是在积极积累做奴才的资格而已。一个个好汉都“大丈夫气”十足,个个能肝脑涂地,然而他们连脑袋都变成了大哥手中的玩意儿,就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如果硬要说是英雄,也只是“奴才英雄”。
英雄是人中豪杰,英雄与奴才相隔天渊。奴才时代里,勇武的奴才受到赞颂情有可原,在人的时代,“奴才英雄”还被大赞大颂,只能表明人与奴才的区别还没有弄清楚。
【原载2001年8月10日《**》】
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
游宇明
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我们现在似乎很重视背景,所谓背景,是指对一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比如就业、当官的门路,发财的靠山,行黑作恶的保护伞……太多的事实似乎教会了人们这样一种危险的认识:以权力为核心的背景可以打败任何力量。
背景保护的永远是强势人群和社会的黑暗势力,它与社会的总体利益和弱势人群的权益背道而驰的。赖昌星因为有了蓝甫、庄如顺等人的背景,疯狂走私,偷漏**税款几百亿;张畏因为有了前温岭市市长周建国等人的背景,四处作恶,却长期得不到惩处……他们这些人自身的素质非常之低,按理不会有很大的能量,然而,他们拥有的背景却弥补了这种“缺陷”,帮助他们成就了一番“事业”。
从表层来说,背景意识的泛滥源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在一个透明度高、游戏规则相对公平的环境中,人们看重的是自己所做的事符不符合**的法律、符不符合社会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大多数公民的认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公道自在人心,正义必胜邪恶,人们愿意身体力行地遵守法律。
往深里说,人们之所以产生那么深的背景情结也与权力有关。如果权力得到了充分制衡,你的权力再大也只能用来为公众服务,否则,你就可能面临撤职、罢免,甚至坐牢的危险;反之,假若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地制约,尤其是老百姓对官员的升降任免没有发言权,权力走私就在所难免。这种走私一方面表现在掌握权力者的关系网中,另一方面体现为权力与**、女色狼狈为奸,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权力寻租。所有这些都为寻找背景的人提供了走“捷径”的可能。我们完全可以这样下结论:一个社会越是看重基本的游戏规则,其民主程度越高;越注重背景,民主程度越低。
背景意识的日渐消退是一个民族获得长久活力的基础,也是一种制度逐渐完善合理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视社会的公开、公正、公平,防止一切投机行为的发生,让每个公民都有**感,使社会秩序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是**这个概念的应含之义。
【原载2001年8月29日《三湘都市报》】
锋利的碎片锋利的碎片
窥花宝典
一
报纸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某城市治安多么多么好,证据之一就是这个城市里抓住的小偷比别的城市多。如果这种说法也能成立,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洗澡水*脏的人*讲卫生?
二
一双颤抖的手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也写不出来,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寒冷。
三
中国人信可怕的东西,龙王庙里香火旺盛;西方人信可爱的东西,圣诞老人的肖像挂在千家万户。也许人塑造神像参照的模特就是他们自己。
四
每一次球赛都酿成民族虚荣心的大混合大发泄和大曝光。看球的人们没有想过,自己早就输了,而不是在一两场比赛中才输的。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小的失败群情激愤,却对大的失败麻木不仁。专心看球,却不专心思考的民族,是一个赢不起也输不起的民族,爱国意识脆弱到只有靠“进球”来安慰的地步。
什么时候能走出弱者心态,什么时候不再挖空心思寻找自己优越的证据,什么时候学会把体育当成纯粹的娱乐,而不是生硬地把它等同于“爱国主义”,中国就可以进球了。
五
作家群的壮大,培养出了一个新兴行业--“作序业”,作序者不是专家,就是名流,不是学者,就是泰斗。我厌恶作者,同情作序者,我觉得作者都是动物园里的顽童,作序者是动物园里的猴子。顽童跟猴子合影,是为了炫示自己,不是为了突出猴子。
再往深一想,觉得作者岂止只是顽童,简直是如来佛。一本书,不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吗?而那不着边际的序言,不就是猴子用尿写的一行小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吗?
中国文坛上*流行闻猴子的尿臊味。
【原载2001年8月29日《海峡都市报》】
政治生病学
刘洪波
印度尼西亚的瓦希德遭人民协商大会弹劾下台后,**反应是不肯搬出总统府,第二反应就是到美国治病。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种体面的离开方式。
瓦希德上台以后还是显示了改革弊政的决心的,但一般认为他能力有所不足,在治国实务上没有进展,在政治折中上不善妥协,所以自面临两起贪污指控起,就一直没有顺心过,直至被人协以591票对0票的表决结果罢免。
不过瓦希德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前往美国**不可的程度,这是直到他同意离开总统府时人们才知道的。除众所周知的双眼几乎全盲外,据报道瓦希德近年还曾两度中风,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近期又有三度中风的危险。这样的身体状况,当然是赶紧静养加**为好,不过在坚守总统府的时候,这些病不仅没有使瓦希德产生放弃职位的打算,而且人们也并不知道这些病的存在。瓦希德的病况到底是生理病诱发的政治病,还是政治病激发的生理病,谁又说得清呢?!
作为一个民选总统,瓦希德下台就生病,*多也只是“体面地离开”,除了权力的失去,他并没有面对更加严峻的命运。国际上另有一些总统量级的人物,也是“一朝下了台,便把病来生”的,不过他们的生病就不只是“体面离开”的问题了。
政治生病学智利的皮诺切特,下台以后就面临着几百起杀人指控,好多**都想把他拉去审一审,*终还是他的祖国把他弄到了手,他因“生病”而从英国回国,从而避免了被引渡到西班牙受审。回到祖国以后同样面临杀人指控,也照样以生病为由与审判图谋做着*后的斗争。印尼的苏哈托,也是一下台就生病,住院达到三次之多,同样面临法院审判,生病使他避免站在法庭上。还有韩国光州事件的制造者前总统全斗焕,也是靠生病摆脱审判的纠缠的。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他下台以后被同胞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去了,虽然也在生病中,但从现状看,国际法庭似乎不认为其病况已达到不能接受审判的程度。
法律是实现人道的手段。一个人生了重病,已经不适于出庭受审,或者其身体状况使之无法为自己进行充分辩护,就要避免使之出庭审判,这是基于人道的法律行为。只求有罪必惩,只求平息众怒,并非法律的真谛,法律使惩罚以文明和人道的方式加以实现,以血洗血式的一报还一报不过是“正义堂堂”的野蛮,它虽然好于“无故加害”,但绝不可能激发出宽恕、怜悯、和解、光明。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人物受到弹劾而下台,是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的,下台总统一般也不会即刻生病。瓦希德是印尼**任民选总统,在罢免瓦希德这件事上,印尼政局显示了民主化起步阶段的特征,下台生病这种专制统治中典型的大佬谢幕方式也演了一回。但终究而言,瓦希德与苏哈托的命运肯定大有不同,瓦希德退位后将得到应有的尊敬,而苏哈托连同他的体制将永远受到唾弃。瓦希德生病,不过是面子问题;苏哈托生病,则是在法律审判面前的挣扎。
瓦希德生病,表明他事实上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结果,而苏哈托、皮诺切特、全斗焕一路总统,本质上是相信“只有自然规律能使我放弃工作”的,他们活**就当**总统,无论年纪有多大,身体怎么样,他们仿佛只要大权在手,就没有衰老问题,永远生机盎然。苏哈托下台之日即生病,那时他刚获得新的5年任期,他虽然下台后因病无法出庭受审,但若要当5年总统还是心力都不成问题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专制者下台以后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受审,却从来不会看到专制者因身体原因而自动放弃职位。
一个民选总统,可以受弹劾下台,可以像叶利钦那样让人知道他总在治病,*多以生病而获得一种政治体面。而一个专制者,当其可以专制时,他要求别人相信自己永远不会生病,永远红光满面,除了普遍的暴动不足以使之放弃这种“政治健康权”;当其终于下台受审时,他却请求别人相信自己浑身都是病,决不希望人们说他“永远健康”。这是值得研究的“政治生病学”。
【原载2001年第9期《看世界》】
暂住证的另类价值
韩湖
暂住证的另类价值在城市流动人口中实行暂住证制度,有利于治安管理和综合治理。有关部门执行这项制度时,大都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这是主流。但也有支流,用流行话说就是另类。
广西青年农民张森离奇死亡,时间:在被收容期间;地点:从广州市收容站到指定的“盲流”收治医院。所以如此,就因为他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收容(8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一年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青年张正海也因为没带暂住证,在东莞一下汽车立即被当做“盲流”送进该市樟木头收容所,后又被转送至广东乐昌市坪石收容站,不幸卷入一场5人死亡、4人失踪的逃跑事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2000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一张小小的暂住证,竟引出一起又一起恶性事件,不禁引起人们对暂住证另类价值的思考。
对于留置张森的广州市白云区某派出所来说,这张暂住证也就值200元。张森死前在派出所给其叔父张德裕打电话,要他带200元到派出所领赎,由于未能及时赶到,才被送到广州市收容站。对广州市收容站来说,这张暂住证也就值800元。张德裕如果接到电话火速送上800元,也许还能挽救侄儿的生命。对于张森来说,这张暂住证就是一切。它关系着比生命可贵、比爱情价高的自由,没有它就会因被收容而失去行动自由。它又性命攸关。张森死亡的原因即便如广州收容站大尖山分站医务所会诊,是急性阑尾炎,但如果不是被收容,他可以自己上医院,而不是由收容站送进医院;他可以上普通医院,而不是上卫生局指定的“盲流”收治医院;他可以用自己存折上的钱交医药费,而不是由医院打电话让其叔父送来;他还可以向朋友同事和工作单位求助。总之,以今天的医学水平和**条件,小小的阑尾炎不至于夺去一条年轻健壮的生命。此外,这张小小的暂住证还是张森年逾花甲的父母的指望,他们本来要靠他养老送终;它还关系着张森没有开花结果的爱情……
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还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活资料和一些单位的工作条件。收容站靠什么生存、发展?据收容张正海的坪石收容站的上级领导、韶关市民政局局长李新华证实。该收容站30来名在编人员的工资由财政差额拨款,不足部分按省里规定适当向被收容人员收取费用:该收容站新建了极为气派的宿舍楼,站长办公室里有**老板桌和皮制老板椅。这一切,靠每年20万元左右的财政拨款想必捉襟见肘。对此,韶关市政法委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有关领导一语破的:“你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是在搞创收!”收容站要“创收”,就要多收容。收容的“资源”,就是那些没有暂住证,或虽有暂住证却没有随身携带的人。
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还能使收容站成为上级主管部门竞相摘取的“桃子”。收容站本来是财政的负担,上级主管部门向外推还来不及,但因为能创收,反而成了“香饽饽”。据坪石收容站副站长李某说:“本来是韶关市民政局管,但省民政厅也想管,乐昌市又认为,收容站建在我们地盘上,所有的设施都搞好了,凭什么让他们来‘摘桃子’?”该收容站如果不是“效益”好,怎么能形成上级部门竞相管理的局面?“效益”从何而来?就来自用一张张小小的暂住证划分出来的“盲流”。
暂住证的另类价值,缘于有关部门的另类作风和有关人员的另类思维。这另类怪胎,是行政和“创收”结合的产物。
【原载2001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
美国的“烧烤俱乐部”
蒋子龙
美国的“烧烤俱乐部”在西方,考核一个政客的**道试题--忍耐。
光是漫长而激烈的竞选过程就够难熬的,其间还会碰上无数意料不到的打击,没有足够的忍耐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即便成功地爬到了**政要的位置上又怎样呢?他们在国内接触选民或出国访问的时候,有谁没遭到过民众的围攻、谩骂?甚至还受到过石头子、臭鸡蛋和西红柿的袭击!
远的不讲就说*近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布什**次访问英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抗议。群众聚集在他要经过的街头,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指责他在美国部署和发展“反导弹系统”和拒不在维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抗议达到高潮时就有鸡蛋像绣球一样朝他抛去--是不是臭的,从电视画面上看不真切。没过几天,英国首相布莱尔出访另一个同盟国,也受到了跟布什大致差不多的待遇。让我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他们的表情:你骂你的,你扔你的,我尴尬归尴尬,只要你没有一石头子把我的脑袋给开了瓢,我就该笑还要笑,该说还要说,该干什么照干不误!
--这就是功夫!
有时还不仅仅是政客,只要在西方做个名人或有钱有势,就很容易会碰上类似的尴尬。今年3月29日,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芬兰举行记者招待会,突然遭到蛋糕袭击,满头满脸都是奶油,他却仍不忘保持风度,并立即找到词儿为自己解嘲:“味道还不错,只是这东西破坏我的节食计划!”
没有这两下子,怎么当一个大名人或做一个现代政客。像今年春天英国大选时的那个工党副首相,人家打了他一下,他马上回手一掌,愣把人家给打倒了!痛快倒是够痛快的,可自己的政治前程也叫这一拳就给打飞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心里既有“大谋”,在小处就要能忍。那么,西方政客的这种“忍功”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这就不能不提到美国的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所创立的“烧烤俱乐部”--他似乎是*早意识到一个自称是民主**的政要,对民众该有怎样的忍耐力。于是便着手有计划地培训和锻炼政客们的“忍功”,订下规矩每年的春天在**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宴会,用饭菜不是要堵住各种老记们的嘴,而是鼓励和吸引他们张开嘴--实际上那**吃不吃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赴宴的人必须提前准备好一些幽默故事和歌曲,要集中讽刺一下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所以才叫“烧烤俱乐部”--要“烧一烧,烤一烤,但原则上不能烧焦,不可烤煳”。
在今年3月24日傍晚的“烧烤”中,老记们首先拿前任的总统夫妇开涮,这是一段录像节目--“克林顿”身穿囚服,单膝跪地,放声高歌:“即使你是在逃犯,我也会赦免你!”紧接着“希拉里”满脸无辜地唱道:“我们只拿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只不过是沙发、桌子、椅子、古董和水晶石。”这显然是在讽刺“特赦门”事件和克林顿夫妇下台后带走了大量**里的东西。随后是前任副总统戈尔出场,同样也高歌怨曲:“我明明赢得了大选,明明赢得了更多的选票,那帮共和党的法官却让我离开了**!”
--厉害吧?这实际上已经烧到了布什。按“烧烤俱乐部”的惯例,录像节目中一般不出现现任总统的形象。但记者们还是以动画片的形式涮了一把布什,他们用得克萨斯州(布什就是这个州的人)特产的一种豆子代表布什全家,幕后配乐唱道:“他来自得克萨斯州,他拥有**血统,他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但是他却当选了总统,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尊贵的姓氏。”
布什说自己得了口蹄疫的那句**的蠢话,也是在这次“烧烤”会上被烤出来的。正式的“烧烤”尚未开始,他就先有几分紧张,越想靠幽默给自己解围,就越是出自己的丑。他先说要克隆自己的副总统切尼:“我相信很多人还不真正了解我,我现在正在研究基因技术,我的*终目标是为了克隆第二个切尼,这样我就可以在任期内度过四年的悠闲时光。”接着他又承认自己“近来有时发音不够清楚,原因是不幸感染了正在欧洲流行的口蹄疫”。还表白说正为自己的“拙语症”而苦恼不已,甚至极不合适地引用了加里森?基勒骂他的话:“布什一张嘴就要坏事!”
对于政客来说,说蠢话比办蠢事更危险。因为干了蠢事不一定立刻就能让人知道。
这样的美式“烧烤”一年一次,今年已经是第116届了。每个总统在任几年,就要被“烧烤”几次,可想而知这对培养他们的忍耐力会有多大的好处。“烧烤”会增厚他们的脸皮,锻炼幽默感和嘴皮子。布什再笨,到明年“烧烤”的时候想也不至于再说这么多错话,或者再开这么不得体的玩笑了。
美国人除去固定的“烧烤俱乐部”,还有其他许多对政客进行“烧烤”的办法,比如在每年4月1日的愚人节上要评选出全美**愚人,今年克林顿第二次当选“美国愚人”。美国人说他愚,却并不一定就不喜欢他,在今年初克林顿卸任总统时的支持率仍高达65%。现任总统布什,居今年的“愚人榜”第12位,获得的选票率为48%,反比去年高了6%。
既然美国老大对自己的政客们经常这样“烧烤”,其他西方的小兄弟**自然就纷纷仿效,久而久之,发现获益匪浅--忍耐原来是应付危机和一切困难的*佳对策。忍耐往往比愤怒有效,并常常能打开所有的门……
【原载2001年9月13日《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