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我所坚持的这一判断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早在2007年夏本书初版付印��,这个判断就被许多证据所佐证。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已经在一些议题上持续左转,同时,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结束了似曾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局面。但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不能完全确信这个判断。甚至有人怀疑,2006年的选举结果其实只是反映了美国国民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以及对小布什领导能力的失望,并不代表他们彻底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理念。
对“新新政”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有一个具体论点:除非出现一场经济危机,否则美国国内政策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在2007年夏,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还不错,至少在你只看那些被广为宣传的数字时,的确是不错的:失业率处在历史低位,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
在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深处,强烈的经济焦虑却暗流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不到**保险;工资增长速度几乎快要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虽然官方在2001年就宣布衰退已经结束,但时过六年,美国中等家庭的购买能力仍然低于2000年的水平。然而,公众的经济焦虑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焦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
显然,自2007年夏以来,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本书认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其实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后来又出现了“新镀金年代”,其特点是保守派主宰美国政治,贫富分化达到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过,正像当年的“镀金年代”一样,现在的“新镀金年代”也以一场大规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告终。同时,民主党人又一次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原因之一是公众认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是当前经济危机的诱因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十分类似于罗斯福上台之时,即*初的“新政”起步时的环境。在本书初版时,“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新新政’”的主张还被一些读者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而现在已基本上成为流行的看法。
但这**行看法有多大的依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再版之间,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变化。
经济危机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所谓的“布什景气”中找到什么繁荣的感觉。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富美国人的利润和收入确实增长得不错,手上的股票也节节升值,于是小布什政府便据此声称它取得了成功。2007年7月19日,道琼斯指数**升到14 000点以上。两周之后,**便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吹嘘在小布什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表现。该文件宣布:“由于总统实施的促进增长政策,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充满了灵活性和活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那样的经济成功其实没有牢固的根基。我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拉动的,该泡沫*终必然会破裂,到那时经济将遭遇严重问题。其实早在2007年夏,房地产泡沫就已有破裂的迹象。但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对这些风险轻描淡写:2007年8月1日,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房地产和次贷的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的三只基金。一般认为,这一事件是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标志。现在看来,这场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银行业崩溃以来*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是,正是那场崩溃使一场严峻的衰退演变为“大萧条”的浩劫。
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体系的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创,现在也是这样。正常借贷渠道的中断已使美国跌入一场衰退。很明显,这场衰退将会很深重,或许还会延续很久。失业率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高点,几乎已成定局,而且还可能攀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要忘记,大多数美国人的**保险是和就业挂钩的,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即将失业的人也将失去他们的**保险。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将失去住房,许多人的大部分积蓄将化为乌有。
这场灾难的起因是什么?答案是,在过去的25年里,“新政”建立的金融保障体制不断遭到侵蚀。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业危机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制定法律,构建了一张金融**网:一方面,银行存款得到保险;另一方面,银行受到监管,不能从事风险过大的经营活动。将存款保险与监管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传染性的银行挤兑大潮再次爆发,那种挤兑潮在“新政”之前的美国频繁出现,并导致了1931~1932年的浩劫。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依赖许多人所说的“影子银行系统”。该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发挥银行的功能,但构造却与银行不同,因而可以规避监管。
“影子银行系统”的兴起本应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银行监管规则是经过慎重考虑建立起来的,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影响日增,本该为我们敲响警钟,但是金融体系的这些变化正好发生在那些决意破坏“新政”遗产的人主宰美国政局的时代。这些人把监管限制与政府**保障体系视为眼中钉,他们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地解除管制、推进私有化。从他们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金融领域脱离风险防范网是一件好事。显然,他们也没有半点儿兴趣扩大监管,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
并非偶然的是,金融市场解除监管使富人变得越来越富。可疑的财务操作使公司的资产价值虚涨,将股价不断推高。利用金融工具重新包装资产的做法也给华尔街带来滚滚利润。资产价格的升高促使人们更多借贷,进行更多的交易,收取更多的酬金,仿佛华尔街的财富要不断积累下去,直冲云霄了。
突然间,这段亢奋的乐章戛然而止。
房地产泡沫是由“次贷”支撑起来的:一些买房人并不具备通常的借款条件,但却得到了抵押贷款。在次贷膨胀期间,有些人已就其中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包括美联储的一些高官,例如已故的内德?格拉姆利克(Ned Gramlich),但格林斯潘等当政者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后来,美国所有50个州的检察长准备调查次贷的发放过程,却遭到大银行与小布什政府的联合阻挠。他们援引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阻止各州采取行动,而该法通常是被束之高阁的。随后,房地产泡沫便破裂了,突然之间许多买房人无力按时偿还贷款。在此之前,大多数抵押贷款都已经被“证券化”,也就是被零切碎割成复杂的金融资产,再卖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基本上并不知道他们买这些东西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买房人违约行为带来的损失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破坏了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基础,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信心。传统银行在年深日久的“新政”式风险防范网保护之下,成功抵挡住了冲击。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基本灰飞烟灭了。
经济的动荡往往不利于美国的执政党。有时,虽然引发动荡的因素不是执政党所能控制的,它也会受到冲击。可以说,吉米?卡特就是个合适的例子。在他执政期间,中东发生的一些事件打断了全世界的石油供应,也使他的总统生涯遭到影响。但2008年的危机与上述情况不同,它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保守派经济哲学的偏执与荒悖。
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因为他们信仰里根在**任就职演讲中表达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当危机袭来时,人们清楚地看到,里根说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对了。罗斯福在1936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的演讲中称:“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坏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坏的经济学。”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振聋发聩。
选举
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我们这些期盼“新新政”的美国人有时会感到担忧。首先,我们担心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是否真正信仰我们的议程:奥巴马*初的竞选纲领以“结束党派争斗”为主题,在追究美国出现问题的责任上,对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而且,在民主党总统提名争夺战中,奥巴马不断从右方攻击其主要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着重攻击的一点就是希拉里的**改革提议中包含了强制保险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11章所解释的,我们有一套实现全民**的*可行的策略,而强制保险是该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在赢得提名之后,奥巴马一开始似乎不愿直言不讳地指责保守派的经济政策。
这些都让我们担心,奥巴马如果当选,究竟会不会着手实施进步主义政策。此外,在一些时候,人们真的怀疑他能否胜利:奥巴马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曾经显得牢不可破,但到2008年9月,这一优势已经消失,博彩市场的动向显示麦凯恩会赢。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落后,但在民主党享有天时地利的2008年,奥巴马怎么还会如此跌跌撞撞呢?奥巴马*初不愿理直气壮地呼吁经济政策改革也许是原因之一。我当时曾与一些民主党高层交谈,他们以绝望的口气抱怨说,奥巴马宁愿发表一些空谈“希望与改变”的演讲,也不愿在经济议题上**出击,这等于是将民主党抨击共和党*有力的武器丢弃不用。
另一个原因是不可否认的种族问题。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共和党的“南方策略”正在逐渐失效。虽然种族议题的效力在减弱,但它并未彻底消失。不得不说,民主党当时提名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做总统候选人,的确是冒了很大风险。
的确,选举结果也清晰地展现了种族政治的脉络。整个美国从2004~2008年变得大大倾向于民主党了,但一些州的倾斜趋势很不明显,甚至方向相反,比如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等。大体可以这么猜测: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让民主党人在全国损失了两三个百分点,而且要不是民主党今年有如此好的形势,这个问题也许已经让他们输掉了大选。
但今年确实是民主党的大好时机,而且在选战的*后七周里,民主党人一切顺利。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形势急转直下,金融危机陡然恶化,随后,奥巴马便以高超的表现顺应了形势的转变。他成功地保持了镇静,又让人们觉得他对当时的形势洞若观火,而他的对手则剧烈地摇摆,一会儿宣称美国的基础经济依然完好无损,一会儿又呼吁暂时停止竞选活动,救经济之急。这么一来,两人高下立见。而且,由于危机的爆发,奥巴马在经济议题上表达的观点似乎也突然犀利了起来。他不再空谈“希望与改变”,而是发表坚定有力的演讲,指责一种“失败的哲学”造成的损失,从而赢得了进步人士的喝彩。
*终奥巴马轻松赢得了大选。民主党人也在2006年的胜利之后再接再厉,斩获了不少国会议席。可以说,2006年与2008年两次国会选举的综合结果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命运大逆转已经发生:曾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地位变成了民主党压倒性的主宰局面。在众议院,民主党人从落后29席跃升到超出80多席;在参议院,他们从落后10席跃升为至少14席的优势(本序言写作时,有几场竞选似乎还胜负未分,不过看起来民主党人将至少再拿下一个参议院席位)。
一个中左的**
在2008年选举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许多评论家便警告民主党人说,不要以为民众将会授权他们推进重大的变革。《新闻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宣称,美国是个“中右的**”。为了提醒民主党人,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虽然民主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接近于2008年选举后的多数,但比尔?克林顿推进**改革方案的努力依然失败了。
但是,只要严肃地考察一下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所谓“选民拥护中右派”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确实,美国自称保守派的人比自称自由派的人多得多,但只看这两个称谓是会产生误解。美国*大的群体是自称温和派的人。如果就现实政策问题询问这些温和派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们与自称自由派的人基本抱有相同的看法。2008年选举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选民通常将奥巴马视为一个自由派,但仍然选他当总统,这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以保守主义为主流的**,美国是个中左的**。
至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单从数字上看,的确和1993年的席位类似,但二者的相同之处**于此。1993年的民主党多数地位不过反映了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貌合神离的联盟。但目前民主党多数派的进步主义色彩要强烈得多,主要原因是,虽然“南方民主党人”不见了,但民主党人依然赢得了多数。同时,共和党虽然赢得了美国南方,但把其他地方都输掉了,基本上退缩在南方一隅。本书第10章曾预言过这一变化。而且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测,当民主党采取行动时,国会中仅存的那些非南方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参议员,为了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再次当选,应当会更愿意配合民主党。巴拉克?奥巴马实现一项进步主义议程的前景,要比比尔?克林顿好得多。
议程
我在本书中指出,下届政府应当将**改革设为核心议程,正如社会保障制度是*初的“新政”的核心一样,全民**保险应当成为“新新政”的核心。**改革应当成为新的进步主义议程的核心议题,这一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即将上任的新政府还将面临另一项紧迫的任务—挽救经济。
平时,对抗衰退的任务主要由货币政策承担,而货币政策基本上由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执掌。但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到2008年年末为止,美联储已将它控制的利率削减到近乎为零,但经济急速坠落的趋势仍然不减。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也未能阻止经济的下滑。如此一来,我们就只有大规模财政刺激这一条路可走了。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将必须试着用扩大开支的方法拯救美国、摆脱萧条威胁。
应当以什么方式来支配这些开支呢?也许可以将公共建设工程、失业补助、给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等措施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独立经济学家的合理估测是,单单2009年一年的额外开支就应该有5 000亿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估计是6 000亿美元)。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挽救经济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还有机会实现**改革的长远议程吗?具体而言,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进**改革是个好主意吗?没错,是的。
本书第11章列出了迅速推进**改革的政治理由,那些理由始终都很有力,而现在**改革更是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党刚刚在选战中获胜,并以此为后盾,做起事来会更方便。应当迅速推进**改革的原因还在于,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失业,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了。罗斯福曾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势在必行;现在,继承罗斯福观点的人们能够以21世纪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有保障的**保险势在必行。
不过,虽然民主党人应当尽快推动国会通过基本的**改革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动将会或者应当立即开始。事实上,这一直都不是预订的计划。民主党的所有改革计划都以一件事为前提,即到2010年年底小布什的减税措施将失效,到时政府将有资金向低收入美国人提供**保险补助。因此,**改革法案在2009年就应该制定,但应等到大约两年后再生效。这就至少部分回答了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如何能有那么多的资金,既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又推行重大的**改革。回答就是:如果一切顺利,到**改革起步之时,美国经济将已走上复苏之路,不再需要急救了。
我们真能完成这一切吗?我们能拯救经济、在美国实现全民**、让美国从根本上变得更民主吗?是的,我们能。现在,美国政策大大转向进步主义的前景之好,勇敢地重新树立自由派价值观的前景之好,甚至超出了本书初版时我的预料。“新新政”要开幕了! 01 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一步的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同时,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在走向**。一方面,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要比较一下小布什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它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Poole)与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30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40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30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大幅加剧。当然,对于统计数字是否展现了清晰的变化趋势,仍有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右翼接管共和党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这一接管的必要条件,即保守运动的体制,大体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故而,时间因素有力地说明了,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
第三,虽然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据信,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当研究者对统计数字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时,这一正统见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也许*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大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大赢家是为数甚少的一群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来越觉得,科技并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开始认为,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第四,跨国比较提供了一种“受控试验”。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在发达**中是个特例,即便与其*接近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也远为不及。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贫富不均的加剧有政治上的根源,那么美国的与众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这种加剧的主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该是类似的。但事实是,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是****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温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政治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编辑的《**评论》(National 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进行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incoln 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克斯特(Grover 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40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不向全体公民提供**保障的发达**?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影响。在发达**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小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时,保守主义运动*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一次选举也许并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层的力量在动摇自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便一直在使用的那些政治策略。说得直白点儿,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共和党的策士想把在选举中分量越来越重的西班牙裔与亚洲裔选民同非洲裔美国人区别开来,但正如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所表明的,现代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即对民权运动不满的白人,并不准备进行这样的区分。一个不那么显著的因素是,美国人的态度正在转向进步主义。投票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民在国内问题上明显左转,同时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正在逐渐减弱,种族因素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保守主义运动在财力上仍具优势,但**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2008年大选虽然仍没有结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到2009年美国将拥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假如出现这一新的多数派,与克林顿执政头两年里民主党的多数派相比,它在意识形态上将更为团结一致。当年的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是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盟。
问题在于,新的多数派应当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这一计划将是21世纪版的社会保障方案,它应以其他发达**都已建立的实施全民**保险为出发点。不过,在我们探讨如何走向这个目标之前,也许可以对过去的经历好好审视一番。这番审视,即美国现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