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他的父亲蒋公已是八六高龄。这时他正开始爬上领导台湾政治的**,其政治声望,如日中天。就任之初,他的某一亲信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篇专文在报纸上发表,我答应了,这篇专文的题目是:从县长到院长的蒋经国先生。
文长六千字,是一个很大的专栏,刊于是年六月一日的《中国时报》,没有作者的名字。专栏不比社论,是必须具名的,但当时有一段插曲。是约稿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已得某君的“斧正”,某君并不是经国先生,而是自认为是经国先生的代言人。我当时很生气,我漆某人写文章的时候,早于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竟擅自核改我的稿子,而且也未征求我的同意,真是为“地位”而冲昏了头,因而我坚持不肯具名,但是余纪忠社长,认为这是一篇应景的佳作,还是全文刊登,在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新闻界老兵,他曾参与新赣南的建设工作,顷投书本报,报道当年亲身目击蒋经国先生在赣南主政时期的作风和精神。作者声明不愿发表姓名,唯愿提供本报披露。 (这种方式甚为少见,有点像“怪胎”。)
文内都是写经国先生在赣南工作的大致情况,这一段他的工作历史,已详于本书之内,这里就不必赘述。只有一段,值得再提一下:
他在赣南工作情况,报告了乃父蒋公,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收到一封令他鼓舞的电报: 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军校纪念典礼。昨日参观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儿未侍游耳。儿在赣南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加警惕,勉为人子也。
父母
经国先生当然是得力于蒋公的家教有方,有如曾国藩所示的:“凡外至之荣,皆使留其缺陷,花不羡全开,月不爱全圆。”
王阳明先生治理赣南甚久,四百年后,仍留有政声,这是经国先生*心仪的贤者,他说:“我在赣州的时候,曾将阳明先生治理贵州及赣南的事迹及其文选,时时向学生和干部们详细讲解:为的是要大家不但不要忘记阳明先生的功绩,而且要向阳明先生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以王阳明先生的精神和意志去管理众人之事。”可是对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得失,他却以为有值得提高警觉,作为教训的地方。他告诉新赣南的干部说:“郑侠为了反对王安石新政,特地绘了一幅流民图,呈给神宗,以示王安石新政的不好。许多穷苦的老百姓,虽然觉得新法很好,但是他们却没有说话的机会。王安石遭遇到极大打击的时候,曾经写过:‘村民不识亲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当时就有人讽刺他:‘等到青天万里开,人民已成沟中骨。’这一点,我们建设新赣南过程中,也要加紧特别注意。”
由此可知,他是一个胆大心细,肯从历史中取法和作为教训的人。三十年前做县长的经国先生,如今肩负大任了,他的勇敢、负责、任劳任怨的性格仍然一样,过去当县长时曾经牛刀小试,现在是凌霜雪而弥劲。正如同他在金门前线大担岛上所写的五个字“大胆担大担”的时候!
这是我二十年前为经国先生所“捧”的文章,但是他不愿他的干部为他宣传,所以前正中书局总经理蒋廉儒兄请我写蒋经国传的时候,婉谢不为,因为经国先生还活着,在他有生之年,是不适宜写的,例如他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是传中的花絮,多好的素材,能写吗?除非我活得不耐烦,想唱《绿岛小夜曲》。但我在写完《中国时报》专栏之后,便曾有志为他写传,只要天假我以年,后于经国先生而死,应该是我动笔的时候。
前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潘其武,书法颇佳,送了我一个条幅,写的是白居易的诗句(辛丑秋日):
喜入山林初息影,厌趋朝市久劳生。
早年薄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情。
已许虎溪云里卧,不争龙虎道前行。
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
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云何足论。
还有一段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大概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不争名利,能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已觉心满意足,但对经国先生的保台湾、建台湾的精神,无不敬佩,而且仰慕的程度,并不下于对蒋公的择善固执,前引诗句的*后一语“高家门馆未酬恩”,也是我的心情,我要为经国先生立传。
经国先生逝世之后,我写过两篇长文,登载于《**日报》及《青年日报》,只是一鳞半爪而已。一九八九年起我又继续写了四篇有关经国先生的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因得绍唐兄的鼓励,便坚定了为经国先生写传的决心。我在美国看到了江南所写的《蒋经国传》,后来江南因此不得善终,觉得有些地方在丑化经国先生,有失公正。次年日本人小谷豪治郎出了另一本《蒋经国先生传》(陈鹏仁译),是集资料而已,一个外国人写外国人,自然只能做到这样。于是我决心写一本很真实的《蒋经国传》。
我说的真实,是从赣南到抗战胜利,以至播迁来台,做他的秘书,及新闻工作,有几十年的长期接近,知道一切真相,写来自然真实。同时,做新闻工作的人,有新闻道德标准的人,落笔时每一个字,都会有分寸,我决不会把经国先生神化、偶像化,也不会写得他有百非而无一是,而是还他的本来面目。
在跟随他工作以及做记者,看他、评论他,到*后他去世,和我的家人两度在忠烈祠瞻仰其遗容,长长的五十年,我说他是“长跑冲刺”。
他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生勤劳,很有恒心,在办公室的时候,总是比别人早上班,迟下班。在赣南的时间有六年,常常穿草鞋,跑乡下。什么是草鞋?是稻草编成的鞋子,柔软舒适,价钱便宜,一双草鞋,跑**便报废了。有空时,还要读英文(留俄时精于俄文)、看书、看报、写日记。他以巡视乡村作为运动,还是缺少运动。因为开会忙,缺少饮水,所以生过肾结石的病。因为食东西随便,常常饱一餐,饿一餐,饱一餐时营养过当,结果得了糖尿病送命。早年,他应该有随身医师,他不要,后来虽和医师合作,惜为时已晚。
他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一出来做工作,便是带领新兵,他带兵,是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来台湾后,做“总政治部主任”,活在兵群中,完全是苦兵之苦,乐兵之乐。
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像天空中的一片云,说来便来,说走便走,老百姓的眼中,他不是官,而是家里的爷爷、伯伯。有人说他假,但他一直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很久的假,一生的假,其实就是真的。
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在江西工作的时候,常常以“为总裁争气”而自勉。一般人总以为他是得蒋公的提携,父亲爱儿子,天性使然,但是如果儿子不能争气,扶不起的阿斗,就决不能胜大任。但他做什么便把什么做好,也许有人说:他在上海打虎失败了,他在东北办对俄外交失败了,可是要了解这两件工作,本来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的事情,谁医好过癌细胞已经扩散之后?至于他做的别的工作,治赣南治好了,辅导荣民有成就了,主持台湾政治成功了,志之所向,一往无前。
他是一个讲道义的人:作者本人得其爱护,不必细表,例如陈立夫倒霉的时候,经国先生对他的敬爱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孙运璇生病的时候,十几次的探视,都会令人感动。他很讲道义。因为有**的道德情操,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士为知己者死”,可以团结工作伙伴,人家觉得不是在做职业,而是做事业。
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经国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就是“军队**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化”是把军队变成“**”的军队,“**政府”来到台湾之前,做到了吗?没有,一九五○年“总统”蒋公复行视事之后,说得日期更确定,便是美军顾问团到达台北之后,顾问团和“总政治部主任”,不断沟通、联络、协调,订立了和美国军人一样的“主管定期调任制度”,从“参谋总长”、“政治部主任”、各级指挥官,任期都有限制。还有军饷是一人一饷,发给薪饷手牒,这样一来,谁也不能拥兵自重,谁也不能吃缺自肥,而且经国先生自己以身作则,在连任一次“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便调离军中的职务。“国军”是**的,不是私人的。军队安定,政治也就安定。另一项政治民主化,就是经国先生晚年所决定的开放党禁、报禁,准备改选“万年国会”,而且他声言他的家人决不参加下次“总统”选举,也决不会有军政府的统治。这是“中华民国”从孙中山先生以后第二次吹响的号角。
在滚滚红尘中,独留台湾一隅,成为“复兴”基地,蒋氏两代父子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作接力的奋斗,而经国先生更将“中华民国”的“民”字,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标杆下冲刺向前,故我为蒋经国写传,岂止是个人的“高家门馆”的酬恩,更是书生报国的心香一瓣。书成之后,感谢绍唐兄为本书命名,这书名(原名《蒋经国的一生》)脱了俗套,虽是传,而不言传,更写实,更传神,经国先生更栩栩如生,所传播的为好事,做好事的是**的好人,好人是不该寂寞的,好人也必然永远不寂寞的。 漆高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