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从世界看向中国
外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像我这种从美国回来的,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的!
眼前的小书桌失掉了大半黄色的漆,露出了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
眉毛已经完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就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有些调皮的,“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待在桌前坐定,周有光摘下眼镜,和上书,将台灯些微推开,拿出助听器戴上,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五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岔开,很认真的。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他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他推行简化字,却又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完全有资格对着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到家��面从原来点洋灯到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改革开放之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四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我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不在乎这些,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了,我是过过好的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去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也回来了。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都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惊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地。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后来‘文革’就没有稿费了,后来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稿费跟50年代的稿费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你要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在国民党里面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是做官早做官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也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不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跟我说,你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19个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
“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我不喜欢官场那一套,我老伴儿也特别不喜欢我搞政治,有的人觉得我太古怪了。”
“人家看我老头子了,105岁,常常问我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所有的**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都是前进的,问题就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80岁的张允和回忆起昔日恋爱情景,写下了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净了罪恶”,但从此以后,“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提到这篇文章,笑:“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的。”“我的老伴去世前**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了93这个数字,画了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曲终人不散》,是允和的自述文集,送给记者,署名是“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亦是质朴情深。
吴虹飞: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生活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是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老伴的曾祖父真正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官大得不得了,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一个女子中学,一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进这个学校,跟我的妹妹是同班同学,她到我家里玩,是很普通的事,我们很早就认得了。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苏州阶段,那时候放假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就多了一点;*奇怪是杭州又碰到一起,我的老师让我到杭州帮他办一个学校,我的老伴本来在上海吴淞公学读书,江苏和浙江的军阀打仗,炸了铁路,不能去上海了,只能到苏州借读。杭州风景好,是恋爱*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我们就到外国去了。沈从文跟三妹的恋爱情况是另一种,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很不高兴,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的思想很开放,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这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去讲一讲?三妹听了气得不得了,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还是一封一封的。他们在上海的时候还不好,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说我一点不用追的,我跟老伴是流水式的慢慢好起来,他是冲击性的,恋爱方式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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